《漢書》在中國國文學史上的地位也很突出。它寫社會各階層人物都以“實錄”精神，平實中見生動，堪稱後世傳記文學的典範，例如《霍光傳》、《蘇武傳》、《外戚傳》、《朱買臣傳》等。

除此之外，《漢書》亦記載少數民族歷史。《漢書》繼承《史記》為少數民族專門立傳的優良傳統，運用新史料將《史記·大宛傳》擴充為《西域傳》，敘述了西域幾十個地區和鄰國的歷史以補充，增補了大量漢武帝以後的史實，這些記載，均是研究亞洲有關各國曆史的珍貴資料。

《漢書》作品影響

開創斷代史體例

首先，《漢書》開創了斷代史的敘史方法，體例為後世沿襲。自秦漢以來，均為君主本位政體，本朝人往往不敢直接評論本朝政治，忌諱甚多，而斷代史則合乎作者的心理，因為前朝已滅亡，評述前朝政事，危疑較少，較易發揮。故《漢書》一出，此後歷朝官修“正史”均以斷代為史。班固之所以斷代為史，並不是偶然的，而是適應時代的要求。他總結漢武帝到東漢初年，約一個半世紀的歷史著作，加以創造性的發展，其目的是為當時統治階級的政治服務。班固認為，《史記》的通史體例，將西漢一代“編於百王之末，側於秦項之列”，既不利於宣揚“漢德”，又難以突出漢朝的歷史地位。

這是《漢書》斷代為史的根據。於是，《漢書》“包舉一代”，斷限起自西漢建立，終於新朝的滅亡，為了突出劉邦，就將《高帝紀》置於首篇。這種斷代為史的體例，受到後來封建史學家的讚譽，併成為歷代“正史”編纂的依據。

其次，在編纂體例方面，《漢書》繼承而又發展《史記》的編纂形式，使紀傳體成為一種更加完備的編纂體例。紀傳體是以人物傳記為中心，雖然各自獨立成篇，但彼此間又互有聯絡，因此全書可以合成一整體。它既能扼要列舉歷史發展的大概，又可以詳細記述有關的史事。既便於檢視個別人物活動的情況，又能顧及典章制度的歷史沿革，其優點極多，使紀傳體能為後世史家所採用。

例如，《史記》雖然立了《呂后本紀》，但卻用惠帝紀年，《漢書》補立《惠帝紀》，解決《史記》在體例上的混亂；對於年月的記載也比《史記》詳細和明確。對於傳記的編排，《漢書》基本上按時間先後為序，體例上也比《史記》整齊劃一。《漢書》繼承了紀傳體優點，此後正史均沿用紀傳體的體例。

再者，《漢書》新創立的四種志，對於西漢的政治經濟制度和社會文化的記載，比《史記》更加完備，從而提高了《漢書》的史料價值。

擴大歷史研究的領域《漢書》十“志”中，《食貨志》為經濟制度和社會生產狀況提供了豐富的史料；《溝洫志》有系統地敘述了秦漢水利建設；《地理志》是中國第一部以疆域政區為主體的地理著作，開創了後代正史地理志及地理學史的研究；《禮樂志》、《郊祀志》、《刑法志》分別記載政治、軍事、法律和有關的典章制度。

《五行志》、《天文志》和《律曆志》，都是研究古代自然科學的寶貴資料。《藝文志》論述古代學術思想的源流派別及是非得失，是一部極珍貴的古代文化史資料。

確立書志體

十“志”規模宏大，記事豐富，對於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都有較詳細的記載，特別是有關漢化部分更為詳細。書志體始創於《史記》，《漢書》加以發展，後代正史的志，大抵以《漢書》十“志”為依歸。書志體也成為後世典章制度史的編著所模仿，如唐朝杜佑所著的《通典》。

開創目錄學

在《藝文志》中採用了劉歆《七略》的分法，將古代的學術著作區分為六大類三十八小類，加以論述，使人們對各學術流派的演變與發展，有更清楚的瞭解。加上，又保留了《七略》的大概面貌，成為人們研究上古至西漢末年旳學術發展演變的重要著作，是中國現存最早的一部圖書目錄及學術文化史。

儲存重要的歷史文獻

現存《漢書》約80萬字，卷帙比《史記》繁富。它增載不少重要的詔令，主要集中在帝紀部分。在許多人物傳記中，《漢書》又收入大量有關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方面的奏疏、對策、著述和書信。在《漢書》的十志中，也有類似的重要歷史文獻的收載，如《食貨志》收入晁錯的《論貴粟疏》等。《漢書》還增補《史記》對於國內外各民族史的資料。例如，在《史記·匈奴列傳》的基礎上，《漢書》大量增補漢武帝以後的史實，比較完整地記述了自遠古至西漢末年匈奴民族的歷史。

《漢書》又合併《史記》的南越、東越、北韓、西南夷諸傳，在補充大量的史實基礎上，以合傳形式寫成較為詳細的《西南夷兩粵北韓傳》。同時，《漢書》改《史記·大宛列傳》為《西域傳》，記述今新疆境內中國各民族歷史，以及中亞和西南亞諸國史。這些記載，均是研究亞洲有關各國曆史的珍貴資料。

漢代是中國古代農耕文明的第一次高峰。漢書總結了自春秋戰國以來，政治，經濟，文化，民族等各方面經驗，百家爭鳴。特別是吸取了秦末的教訓。使漢代實施仁政，儒術，成為中華文明昌盛的時代。這些對當今仍有意義，在中，美競爭激烈時，謀定後動，立於不敗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