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林黨實際上是處於被打壓的地位，執政的機會並不多，他們執政的共同理念包括：減稅、平反冤假錯案、制止東廠和錦衣衛刺探臣民隱私，以及全民參政，比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風聲雨聲雷電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明朝末年的東林黨和復社的人出資幾萬兩白銀，資助周延儒再度出山，當時的周延儒因為減稅以及平反冤假錯案，制止東廠和錦衣衛刺探臣民的隱私，使得當時明朝的內患大為減輕，被時人稱為救時之相，但他提拔了馬士英，因此被明史和馬士英一起列為有明一代六大奸臣。小人是很難從感性的角度看出來，一般的人往往會把小人當成很好的人。人性就是這麼複雜，看起來非常好的人其實可能壞的要死，而看起來被大家都排斥迫害的人極有可能是無辜的。實際上在明朝末年，馬士英非常討人喜歡，朋友圈極廣，給人一副精明強幹的印象。周延儒就是東林黨的著名人士。明朝末年，黨爭劇烈。崇禎14年，周延儒為了復出接受了阮大鋮贈送的萬金，作為活動經費。但阮大鋮作為閹黨分子，東林黨人都不接受。馬士英不是閹黨分子，跟周延儒的關係也很好。後來馬士英當政之後，周延儒有一個弟弟家的親家的親戚，找到馬士英，馬士英對這個周延儒家的親戚贈送了大量金錢，又封官又改名。馬士英對周延儒的感激之情，那是不用說的。阮大鋮被江南計程車大夫們視為小人，也就是叛徒。主要是因為阮大鋮當年當時曾經背叛出賣過不少的江南士大夫，使得他們有的坐牢，有的失去了性命。後來阮大鋮企圖緩和雙方的關係，比如他出錢3000兩白銀給侯方域去為李香君開苞，侯方域已經答應和解，但李香君堅決不同意，阮大鋮就構陷罪名準備逮捕侯方域，侯方域逃跑了，但後來還是被阮大鋮關了起來。這就是明朝末年的黨爭。對於馬士英大家都沒有意見，都願意接收馬士英。開始的時候，大家對馬士英的印象還很好，不少人還認為他是于謙再世，能救民於水火之中，挽救大明朝。當馬士英把他的妹夫越其傑派到開封去擔任河南巡撫的時候，大家都沒有意見，儘管越其傑先前因為貪腐被處理過。本來，馬士英是把河南巡撫拿給阮大鋮當的，如果這樣的話，阮大鋮遠離這個是非之地，似乎後來會少了很多故事。

最不可思議的是到現在還把東林黨看做是政黨是好人。東林黨不是什麼政黨他是個宗教團體，準確的說是個邪教，是理學邪教在明朝的馬甲。這就要說下這個邪教從司馬光創立所遵循的教義是什麼，和在這個歷史時期邪教必須要做的又是什麼了。

理學邪教是儒學的付骨之蛆，打著儒學的牌子行的是邪教的實質，宗教和學派最核心的區別是一個自創立之初就無法修改一個需要吸收新鮮知識從而充實和發展自我。理學邪教把儒學經典上的治國理念搬到自己的教義裡，定義成了不可更改的聖經，誰要改那他就是異端，是異教徒，要口誅筆伐，要他死無葬身之地！請參考中期改革者，王安石，張居正，李鴻章。這些人還是體制內的而且他們的改革只是隔靴搔癢式的改革都被罵成狗，體制外的萬曆改革，魏忠賢改革更是嗤之以鼻。那這個不容觸碰的核心教義是什麼？我認為是井田制，國家把人口和土地結合起來形成勞動成果，從而形成稅收。這也是中國能夠分久必合，迅速恢復生產的根本原因。但是這個制度只適應於人少地多的國家建立初期，隨著和平的到來，人口爆炸，明朝從2到3千萬人口到中期已經到了1個多快兩億。而土地的供給跟不上人口的增長，同樣的一個家庭從建國初期的十幾二十畝地在不斷的分家過程中(那時沒計劃生育）一個家庭也就幾畝地了。維持溫飽都可能有問題，更別說稅收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該怎麼辦，萬曆給了正確答案，透過關稅，商業稅和礦稅彌補。但是這東林黨是邪教，他怎麼可以讓你做出違背教義的事呢！萬曆一死全都擰回來。但是國家還是沒錢啊，怎麼辦？教義不能動那就只有殺人了，把華人口重新降到2到3千萬，他們就可以再次透過行之有效的井田制蠱惑老百姓信他們。這就有了300年來一下的合久必分！辦法有了，如何執行，殺人無非就是瘟疫，天災，戰爭。前兩個不好控制，只有戰爭好控制。自己不動手那就讓外族來殺。這也就是滿清入主中原。他們只要攪混水，殘害忠良，把自己偽裝好就行了。

不好意思，題目說東林黨沒有任何治國才能，這點不能苟同。明後期振作無望，東林黨確是有責任的，只是有責任而已。治國需要多方面才能，論經濟、論撫邊、論應急等，不是東林強項，但代表中下層民眾利益，為他們鼓與呼，應是有成績的。當明季之末，朋黨眾多，與東林黨較量過的除人所共知的閹黨外，還有“宣黨”、“浙黨”、“齊黨”、“楚黨”等，他們在朝廷的作為基本與“東林黨”異曲同工。東林黨首顧憲成曾在吏部供職，罷官後曾拒絕啟用，雖是拒絕再入職朝廷，但卻熱心參與朝政，他透過同門、同榜、同黨等，以書信或談話干預朝政。中國歷史上能留下好名聲的人，一是為官清廉；二是忠於朝廷；三是能為民謀利。這三點顧憲成基本都具備，雖然東林黨在治國理政上沒有宏觀系統的、解決國難的能力，但由於其善於和中下層人民聯絡，在老百姓中確是有好名聲的。如名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就是東林黨人的自況，也是廣大民眾認可的。而如果放在明末時局危機的大環境下來評價置身其中的東林黨人，則他們做的還很不夠，顧黨不顧國，黨事大於國事了。不能與他黨求同存異，共商國是。這可能與東林黨自始至終未能出現心胸懷寬廣、面對實際、解決問題的領導人物有關。

東林黨還真得缺乏治國才能，完全陷入了教條主義不能自拔。當時理學橫行，這些學究們只認理，不能面對現實解決具體問題。理學的核心是“存天理滅人慾“。因為堅持不能背宗棄祖這個理而阻止崇禎南遷這求存的欲。當然崇禎自己也被理學洗腦了，也不敢違背理，做決策是瞻前顧後，生怕違背了理，讓自己背上歷史罵名。在南明時期東林黨想不出任何抵抗滿清的軍事策略。只會空喊“近賢臣遠小人”的空洞口號。提不出任何具體措施。滿清恰恰是不懂“理”只注重實際而取得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