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和統治者的治國理念有關係，另一方面同利益集團有關係。

首先，漕運是走運河的，海運是走海上的，因此不是沿海城市海運是沒辦法觸及到的。從隋唐到兩宋，中國的主要城市都是在內陸，所以漕運一直很發達，許多名門世家，商賈遊俠都是靠漕運吃飯的，故而傳統勢力很強大，傳統觀念也是根深蒂固的，人們還是趨向於走漕運多過走海運。

與此同時，內陸的漕運比較好受朝廷控制。在茫茫大海之上，是商人，是漁民，還是海盜都不是那麼容易區分，需要強大的水師進行稽查。特別是明中後期倭寇猖獗，維持國土防禦尚且困難重重，更何況要維持海運暢通，絕對是財政災難。

因此，在漕運暢通的情況下，海運的重要性其實並不凸顯。

一、海洋遠航能力：

具備海洋遠航能力，並不意味著具備了海洋遠航運輸能力。如果照題主所問，應該可以開闢一條海運線從杭州到天津，並以此替代運河。人類沒有發明蒸汽船之前，海洋航行對於人類來講從來都是危險的、不穩定的。而且，我們還要考慮到我們運輸的是糧食，那時在海上並沒有良好的貯存技術可以貯存大量的糧食，因為北方地區對糧食需求是非常大的。還有，你看看中國沿海地圖，如果海運的話，我們還得繞過山東半島到天津再到北京。正是由於這幾點海洋運輸的時間是要比運河運輸要更不穩定的甚至是要更長的。這也是為什麼晚清時期即使引進了蒸汽船，也沒有開通海運，而是用鐵路代替。

二、漕運系統（京杭大運河）

漕運系統對於明清來說，並不是一個簡單的經濟運輸線，它還具有一定的政治意義。明清首都都是北京，處於京杭運河的被端，而京杭運河南端為江南富庶地區。不管你再富庶，你都是要向首都也就是皇城進貢。朝廷用漕運系統加強了對南方富庶地區的控制，也加強了南北方的交流。而且，其中有多少官員因漕運而得油水。

德州運河段

總之，海運沒那個技術，也沒那個條件！相反河運技術要求不用那麼高，利用現有的運河，只要定時清淤。利用運河將江南的糧食絲綢等運向北方，並將北方的統治手腕強力地伸向南方。而且整個明清朝廷都因儒家思想的僵化，而在這條運河上更加“僵化”，誰都不願意想新辦法，因為新方法方式意味著不穩定。

這個問題很有意思。

1、倭寇肆虐沿海

倭寇之患，從元朝就開始了。

倭寇的肆虐充分說明了一個問題，即：你在發展，人家也在發展。

元朝海運的繁榮，要感謝兩位大海盜，一個是朱清，另一個是張瑄，這兩位海盜常年盤踞在崇明島，打劫長江和外海的商船。1373年，二人投降元朝，成為忽必烈的重要幫手。

元朝的大規模“南糧北運”從1272年到1293年，元朝政府確定了從長江口北上至直沽的海運路線。運用大噸位的平底船，元朝最多一年運糧超過360萬石。

海運運量大，速度快，史料記載：“當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在成本上，海運也比漕運省很多，史料記載：“民無挽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

而到了明朝，朝廷重新以漕運為主。因為此時來自日本的倭寇開始大規模騷擾中國近海，為抵禦倭寇，朱元璋規定“片帆不得下海”，開始了嚴厲的海禁政策。海禁政策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抵禦倭寇的作用，但是卻也使得明朝的造船業出現了巨大的退步，鄭和下西洋結束後，明朝再難以造出適合海運的大噸位船舶。

在這樣的條件下，漕運重新成為朝廷的選擇，和海運比起來，漕運的安全性是有保障的！

2、漕運是個巨大的蛋糕

明清時期，漕運養活了一大批人。這些人包括平民、商賈、沿途官員等。

對於生活在運河兩岸的平民百姓而言，他們可以通過當縴夫、疏浚河道等找到工作崗位；

對於沿途官員而言，漕運是生財之道，很多運河沿岸的城市因為京杭大運河繁榮起來，比如揚州，大量的漕運船隻過境，光收過路費也讓地方財政盆滿缽滿了。

這樣的條件下，儘管大運河運力有限，且河道容易淤塞，運糧速度緩慢，但是由於漕運給沿途城市帶來的巨大收益，因此這些官僚是海運的堅決反對者。

對於朝廷而言，由於江南地主佔了很大的比例，運河又和他們的切身利益息息相關，因此他們也是漕運的堅決擁護者。

值得一提的是，從明朝漕運發達以後，誕生了一個足以撼動中國經濟格局的幫會——漕幫。這是個遊走在政府和江湖之間的幫會，也是中國歷史最悠久的幫會。

漕幫主要以運河為平臺，圍繞漕糧的徵收和運輸，生長出一套盤根錯節的潛規則體系，稱為“漕規”。漕幫隨即成為組織嚴密、成分單一的準軍事化組織。

可以說，明清時期，很多人指著運河漕運吃飯，漕運的興盛意味著更多的工作崗位，更多的地方財政油水等，是政府無法輕易撼動的。這樣的條件下，即使明清的皇帝有心重開海運，下面的反對之聲足以淹死他們。

所以明清時期，漕運一直是南糧北運的主力！

多有疏漏，煩請斧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