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王國維

王國維（1877年12月3日－1927年6月2日），初名國楨，字靜安，亦字伯隅，初號禮堂，晚號觀堂，又號永觀，諡忠愨。漢族，浙江省海寧人。 王國維是中國近、現代相交時期一位享有國際聲譽的著名學者。王國維早年追求新學，接受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想的影響，把西方哲學、美學思想與中國古典哲學、美學相融合，研究哲學與美學，形成了獨特的美學思想體系，繼而攻詞曲戲劇，後又治史學、古文字學、考古學。郭沫若稱他為新史學的開山，不止如此，他平生學無專師，自闢戶牖，成就卓越，貢獻突出，在教育、哲學、文學、戲曲、美學、史學、古文學等方面均有深詣和創新，為中華民族文化寶庫留下了廣博精深的學術遺產。

2、南懷瑾

南懷瑾（1918年3月18日—2012年9月29日），出生於中國浙江溫州，中國當代詩文學家、佛學家、教育家、中國古代文化傳播者、學者、詩人、武術家、中國文化國學大師。南懷瑾生前著作多以演講整理為主，精通儒、釋、道等多種典籍，全身心致力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建設與傳播，其出版代表作諸多，比如有《論語別裁》《孟子旁通》《原本大學微言》《易經雜說》等共計三十多冊，且被人們翻譯成八種語言流通世界各地。

3、季羨林

季羨林（1911年8月6日—2009年7月11日），中國山東省聊城市臨清人，字希逋，又字齊奘。早年留學國外，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能閱俄文、法文，尤精於吐火羅文（當代世界上分佈區域最廣的語系印歐語系中的一種獨立語言），是世界上僅有的精於此語言的幾位學者之一。為“梵學、佛學、吐火羅文研究並舉，中國文學、比較文學、文藝理論研究齊飛”，其著作彙編成《季羨林文集》，共24卷。生前曾撰文三辭桂冠：國學大師、學界泰斗、國寶。

4、章太炎

章太炎（1869年1月12日—1936年6月14日），浙江餘杭人。原名學乘，字枚叔（以紀念漢代辭賦家枚乘），後易名為炳麟。因反清意識濃厚，慕顧絳（顧炎武）的為人行事而改名為絳，號太炎。世人常稱之為“太炎先生”。早年又號“膏蘭室主人”、“劉子駿私淑弟子”等，後自認“民國遺民”。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學者，研究範圍涉及小學、歷史、哲學、政治等等，著述甚豐。

5、陳寅恪

陳寅恪（1890.7.3—1969.10.7），字鶴壽，江西修水人。中國現代最負盛名的集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語言學家、詩人於一身的百年難見的人物，與葉企孫、潘光旦、梅貽琦一起被列為清華大學百年曆史上四大哲人，與呂思勉、陳垣、錢穆並稱為“前輩史學四大家” 。先後任職任教於清華大學、西南聯大、廣西大學、燕京大學、中山大學等。陳寅恪之父陳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詩人。祖父陳寶箴，曾任湖南巡撫。夫人唐篔，是臺灣巡撫唐景崧的孫女。因其身出名門，而又學識過人，在清華任教時被稱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

6、錢穆

錢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 ，享年95歲），男，字賓四，筆名公沙、梁隱、與忘、孤雲，晚號素書老人、七房橋人，齋號素書堂、素書樓 。江蘇無錫人，吳越太祖武肅王錢鏐之後 。中國現代著名歷史學家、思想家、教育家 ，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宮博物院特聘研究員。中國學術界尊之為“一代宗師”，更有學者謂其為中國最後一位士大夫、國學宗師 ，與呂思勉、陳垣、陳寅恪並稱為“史學四大家”。

7、錢鍾書

錢鍾書（1910年-1998年），江蘇無錫人，原名仰先，字哲良，後改名鍾書，字默存，號槐聚，曾用筆名中書君，中國現代作家、文學研究家，與饒宗頤並稱為“南饒北錢”。1941年，完成《談藝錄》《寫在人生邊上》的寫作。1947年，長篇小說《圍城》出版。 1958年創作的《宋詩選注》，列入中國古典文學讀本叢書。1972年3月，六十二歲的錢鍾書開始寫作《管錐篇》。1976年，由錢鍾書參與翻譯的《毛澤東詩詞》英譯本出版。1982年，創作的《管錐編增訂》出版。

8、饒宗頤

饒宗頤（1917年8月9日-2018年2月6日），男，漢族，生於廣東潮安縣城（今潮州市湘橋區） ，祖籍梅縣銅琶村，字固庵、伯濂、伯子，號選堂，是享譽海內外的學界泰斗和書畫大師。他在傳統經史研究、考古、宗教、哲學、藝術、文獻以及近東文科等多個學科領域均有重要貢獻，在當代國際漢學界享有崇高聲望 。

9、李敖

李敖（1935年4月25日－2018年3月18日），男，字敖之 ，出生於黑龍江省哈爾濱市，思想家，自由主義大師，國學大師，中國近代史學者，時事批評家，臺灣作家，歷史學家，詩人；臺灣省無黨派人士，曾任臺灣“立法委員”，2008年任滿，宣佈退出臺灣省政壇。因其文筆犀利、批判色彩濃厚，嬉笑怒罵皆成文章，所以自詡為“中國白話文第一人”。

當代的學者，但凡有點自知之明的，都不肯自命為“國學大師”。

如果說有的話，也得是生於晚清民國，活過了1949年的那批學者。但那批人中，大部分也在接下來的二三十年內，以正常或者非正常的原因離開了人世。“為學日退”，“大師”的標準也在逐步降低。民國時期的大師，比49年後的大師要高上一截，至於七八十年代後的所謂大師，則又要矮上大大一截。考慮到劫後餘賢的因素，大師的消亡似乎是無法逆轉的。

曾經自詡或者被推為“國學大師”的那些人，無不經受了比讚譽更多的訾議。甚或有範曾、文懷沙等妄自尊大者也側身其中，徒授人笑柄。很多學者對國學大師的美譽是極力拒絕的，比如錢鍾書、季羨林等。

如今，“國學”一詞被很大程度妖魔化、非議化了，以至於有識之士諱莫如深，避而遠之。反觀江湖上那些招搖撞騙的國學販子，倒還樂此不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