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的時代背景是司馬氏篡奪曹魏政權，所以世家只能站隊，要麼支援司馬氏篡位，要麼就為曹家盡忠而死，竹林七賢為了不和司馬氏同流合汙，不作附庸叛賊的小人，只能故作狂放的姿態，來表達自己的立場。即使如此，嵇康還是因為言語不當被抓住把柄殺害。

當時是司馬家篡奪了曹魏政權，正是要世家各自戰隊的時候，一個不慎就會萬劫不復，所以為了對抗司馬家，他們選擇不入廟堂，選擇肆意喝酒，縱歌。

竹林七賢的作品基本繼承可建安文學的特點，但面對當時的血腥統治，他們不能直白的表達自己的想法，所以便運用比喻，比興，象徵等手法，隱晦的表達出自己的思想情感，因與當時社會政治和初始態度不和，故而他們雖然受到人們的敬重，但有時候也顯得有些怪異。

我覺得他們只是選擇避世不出，不入廟堂，選擇另一種生活方式，說怪人就有些過了。

阮籍和阮咸兩叔侄都位列“竹林七賢”，提到竹林七賢，那就離不開酒，這兩人也是經常喝得酩酊大醉，並且阮咸的兒子阮孚也好酒。阮籍、阮咸、阮孚祖孫三人圍繞酒，可是有不少趣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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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籍雖然有大才，但魏晉之際是多事之秋，為了不惹禍上身，阮籍採取避世態度。晉文帝為了拉攏阮籍，想跟他結成親家，讓兒子晉武帝娶阮籍的女兒。阮籍為了躲避這樁婚事，一連兩個月每天都喝得爛醉如泥，讓前來說親的人沒法開口。設計害死竹林七賢之嵇康的罪魁禍首鍾會，也曾想陷害阮籍，他有好幾次詢問阮籍對時事的看法，想借機彈劾他。阮籍每次都以酒醉做擋箭牌，沒有讓鍾會的陰謀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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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籍不受禮法拘束，曾言“禮豈為我設邪（禮法豈是為我輩所設）？”阮籍家附近有個酒壚，美少婦老闆娘效法卓文君當壚沽酒。既有美色，又有美酒，阮籍當然是常客了。他有一次喝醉了，直接在老闆娘旁邊躺倒睡覺。古語有云“男女授受不親”，阮籍卻毫不避嫌。美女老闆娘的丈夫回來看到這種情形，他知曉阮籍的脾性，並未因此怪罪阮籍。

阮籍的侄子阮咸，也盡得他真傳，好音律又好酒。有一次，阮氏家族的人聚在一起喝酒，阮咸來了之後，大家不再用小杯子喝酒，直接把酒甕抬上來，圍著一起痛飲。突然不知道從哪裡跑來一群豬，聞著酒味兒衝過來湊熱鬧，搶酒喝。阮咸毫不嫌棄，徑直把被豬弄髒的上面一層酒去掉，繼續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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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家兄弟們看到之後，也覺得很有趣，都認為阮咸豪放曠達，可這時候阮咸的“榜樣”——叔父阮籍卻不讚許阮咸的做法了。阮咸曾因為過於好酒、落拓不羈，被晉武帝認為是虛浮的酒鬼，不被重用。作為長輩來說，阮籍應該還是希望子侄們能夠多幹點正事，不要像自己這樣放浪形骸。阮籍的兒子阮渾年少時，也受阮籍影響仰慕曠達之人，不拘小節。但阮籍卻不喜歡兒子這樣，對他說：“已經能夠預見阮咸會成為我這種人了，你不要再像我這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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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下一輩，阮咸的兒子阮孚又繼承了阮籍、阮咸放縱不羈、酷好飲酒之風。西晉永嘉之亂，五胡亂華，人口大量南遷。東晉元帝和權貴階層們，偏安一隅，不思北上收復失地。阮孚身在朝廷卻無能為力，更加寄情於酒，每天蓬頭散發抱著酒罈子，毫不關心給皇帝效勞的事。但晉元帝很欣賞阮孚的才華，也看中他竹林七賢、阮氏家族的名頭，因此即便有司彈劾阮孚終日酗酒，也一直包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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琅琊王司馬裒（晉元帝次子）出鎮廣陵（揚州），阮孚做琅琊王的長史，相當於秘書長、幕僚長的角色，可他依舊不改縱酒習性。晉元帝語重心長地對他說：“愛卿你既然已在廣陵統領軍務，軍營事務繁多，你應該節制飲酒啊。”阮孚卻說：“陛下您看得起我，委以我軍旅重任，臣勉勵做事，不敢有絲毫抱怨。但我私下裡認為現在有琅琊王坐鎮廣陵（揚州），威震八面，皇恩浩蕩，天下太平，朗朗乾坤，臣又何須繼續懷揣加官進爵、建功立業之心，臣正該清閒自在地享受這大好年華。”天下太平是假想，偏安一隅是事實，阮孚此言既是拍馬屁，又是諷刺。晉元帝拿他沒辦法，不僅由他去，反而把他升遷為黃門侍郎、散騎常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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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可是皇帝近臣，官帽上佩戴有標誌性的金貂裝飾品。阮孚有次在外喝酒，忘記帶錢，竟然把頭冠上的金貂拿來換酒。往小了說這是目無禮法，往大了說這是藐視朝廷，於是又有人彈劾他，但晉元帝卻還是毫無怪罪之心。

參考書目：《晉書·阮籍傳》《世說新語·任誕》

我們先來看看這“七賢”都是哪些人。

魏末司馬昭當政時，清談家的代表人物嵇康、阮籍、阮咸、山濤、向秀、劉伶、王戎這七位人物，他們提倡老莊虛無之學，常聚於竹林之下清談，飲酒作詩，故世稱“竹林七賢”。

能經常逍遙飲酒作詩的人，定不是為生存而奔波的人。

嵇康——字叔夜，魏宗室的女婿，曾任中散大夫，世稱嵇中散，他是“七賢”的領袖。

阮籍——字嗣宗，曾任步兵校尉，世稱阮步兵，與嵇康齊名。

阮咸——字仲容，阮籍之侄，善彈古琵琶，是西晉著名音樂家。

山濤——字巨源，攀附司馬氏家族，官至司徒。

向秀——字子期，曾為散騎侍郎，善詩賦，作品以悼念忘友嵇康、呂安的《思舊賦》最為著名。

劉伶——字伯倫，曾任武威參軍。

王戎——字濬衝，歷任吏部尚書等職，熱衷名稱，貪婪，在“七賢”中，他應該是反面教材那一種。

都說人以類聚，都曾是官場人，既然能常聚在一起，自然有彼此共欣賞之處。

魏晉時期，多事之秋，戰亂頻繁，有理想有抱負，也得抱對當權者大腿，方能渡過，於是寄情於筆墨絲竹，表達自己的情感，與當時的社會比起來，清高而遠離紛爭，於是選擇避世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