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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醉美崑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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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Aaron億語
王安石在前人基礎上,發展了新民本主義,為實現均平政治,首要是恤農,興修水利,開墾農田。仁民要有一定的法度,不能一提仁民,便是減稅。他認為一些地方官員透過減稅為自己撈得好的官譽,但國家花費不足時,又加倍盤剝。這是媚民,不是仁民,最終依然是害民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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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畫素說
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有過許許多多的變法,但其中最為人稱道的莫過於北宋王安石的“熙寧新政”。不說別的單單列寧對王安石的一句“中國十一世紀改革家”讚語,無疑給王安石戴上了一頂金光閃閃的冠冕。
記得我在讀書的時代,讀了很多讚美王安石的書籍,更加樹立了王安石在我心裡的崇高形象。
一直到我大學時代,我讀了更多關於王安石變法的書籍和看了更多的資料,這也動搖了我的想法,讓我更客觀的去看待這件事,我被動的重新為這次的變法下了一個新的結論-“熙寧新政”是一次極糟糕的變法。
我們翻閱史籍去總結歷史上那些改革的成敗得失,能成功的皆“以民為本”作為變法的底線,既“媚民”是根本。王安石的變法-“熙寧新政”,更多的是一場“國富民窮”的變法,是一場無視黎民百姓的變法。
公元1068年,年輕的宋神宗繼承大統,這為王安石的變法帶來了曙光,一場蓄謀已久的變法拉開序幕。
王安石推行青苗、均輸、市易等法,意在打擊富商們對國家經濟秩序的無視與破壞與解決黎民之民生問題。然這些都成了官府盤剝百姓的手段。
如“青苗”規定的二分利息,因天下大部分農民皆不識字,得花錢請書吏到衙門申請,結果官府之人利用這一點層層剝削使得漲至原本35倍以上,百姓們在青黃不接之時寧願避開官府,去哀求哪些富商。這些官吏見無利可圖,甚至採取下指標,硬攤派,實行一刀切的貸錢措施,這點有點像我們現在網貸的危害,以至百姓們談貸色變。
再如“市易法”,原本是收購農民手中滯銷貨物,以求解決民生問題,可在實行過程中卻是專收緊俏物,全官經商,普通百姓們甚至挑水提茶都要向官府繳交費用,可謂是吃人不吐骨頭,官府成了朝廷的賺錢工具。
確實王安石一開始推行“熙寧新政”時是從黎民百姓的角度上出發的。但實行起來卻是把百姓的錢財塞進了官家的口袋,無異於強取豪奪。我也不得不懷疑王安石此次變法究竟是“媚民”還是“媚官”,或許從一開始王安石的變法思想就是錯誤的。邏輯此次變法是利國利民的方案,實際上推行的新政卻成了官員的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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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中期,士大夫群體中逐漸興起了一股改革的呼聲。其中,王安石不僅受到當時士大夫集團的推崇,而且也因為自己的“經術以致用”觀念,獲得了宋神宗的信任。
近代以來,王安石所推行的青苗、市易、均輸等制度,因積極運用市場的方式,而被認為極具現代性。但坦率地講,將其變法簡單看成“管商之術”,或以現代經學理論去“格義”,都具有片面性。因為這都回避了王安石改革背後有著深厚的儒家經學傳統支撐。
與司馬光等人相比,王安石提出了一個更具創新性的改革方案。他將當時存在於商業中的理財術主動納入國家體制的轉型中,要求政府學習商人的“長袖善舞”。而這一方式,向來被儒家治理傳統所排斥,如歷史上對桑弘羊的評價。而王安石將其拉到儒家的傳統中,並透過闡釋 《周禮》,使其成了周公之法。他要用這種方式建構儒家的均平政治。青苗、均輸、市易等法打擊大富商對國家經濟秩序的破壞,努力解決穀賤傷農、谷貴亦傷農的局面; 方田均稅法致力於稅賦在各個階層的均平,實際上打擊了富農;農田水利法直接鼓勵農業的生產;免役法本於去害農之募役,求役法之公平。總的來看,這個改革只是打擊了大富商,並沒有針對商業。
在新的語境中,王安石還創造性地轉化儒家思想資源,為變法尋求根據。他重新解讀儒家的民本觀念,發展了新民本主義,其核心在於實現均平政治,首要是恤農,興修水利,開墾農田。仁民要有一定的法度,不能一提仁民,便是減稅。一些地方官員透過減稅為自己撈得好的官譽,但國家花費不足時,又加倍盤剝。這是媚民,不是仁民,最終依然是害民之政。他提倡賢能政治,重視培養法律、軍事等專門人才,獎用功實,鼓勵官員的敢於作為。希望透過一個高效、廉潔、奉法的政府來實踐德政理念。不難看出,德政是王安石念茲在茲的問題,他的抉擇帶有鮮明的儒家特質。
王安石的這套經濟改革方案並沒有為司馬光等人所接受,他們堅持理財只是“小人之事”。理財是必要的,但根本要靠節約。司馬光論證說財富總體是相對穩定的,不在民則在官。他批評王安石只不過是變著法斂財罷了。很多人可能會傾向認為司馬光的政策有一種自由經濟的傾向,即主張政府越少干預經濟越好。
這其實也是一種不恰當的“格義”。司馬光沒有看到市場的價值,更不會去為它辯護。以古代思想的脈絡而言,司馬光的主張其實是一種傳統的民本觀念。它也是一種德政理念,有著強大的傳統,只是無力面對當時社會分配不均、農民得不到體恤的狀況。
圍繞這場經濟改革,各方的爭論極其激烈。每個人都要表明自己的態度,支援或者反對,後來甚至與人品和學問直接掛上了鉤。劉彝是胡瑗的弟子,因晚年為王安石所用,便被評為“晚節為可惜也”。無形中,黨派風氣對每個人都構成了壓力。 人們太過於關注經濟改革的內容,以至於忘記了在其他方面,如教育、典禮等方面的改革。事實上,在這些地方,士大夫集團可以取得更多的共識,如程頤、朱熹一直都是王安石廟制改革的支持者。此為北宋士大夫風氣的一大變化,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深思。
今天中國正處在一個經濟社會急速轉型的時期,相比於王安石的實踐,面臨著更為複雜的處境和更加多元的思想資源。但在“德政何以可能”的問題上,我們依然要作一個抉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