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甘露之變"？

唐大和九年，唐文宗不甘被宦官所控制，和李訓、鄭注策劃誅殺宦官奪回權力。11月21日，唐文宗以觀露為名，將宦官頭目仇士良騙到禁衛軍的後院欲斬殺，不小心被仇士良察覺，雙方發生了激烈的戰鬥，結果李訓、王涯、賈餗等很多朝廷重要官員被宦官殺死，家人也受到牽連而滅門，受株連被殺的達一千多人。史稱“甘露之變”。

白居易寫了什麼詩？

禍福蒼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顧索素琴應不瑕，憶牽黃犬定難追。麒麟作脯龍為醢，何似泥中曳尾龜。————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感事而作

這首詩感嘆了世事無常和對自身情況的慶幸。若放在平時倒也無事，偏偏當時被殺的宰相王涯與其有過節，是導致其由江州刺史變江州司馬的直接原因。又因為白居易又接連作了《即事重題》等詩詞來表達自己的安逸生活。於是外界有些人便結合其曾經的經歷對他的詩詞大加猜疑，認為他是幸災樂禍，人品不行。

這才有了對甘露之變後寫的這首詩表達的意思的爭議，亦是對詩人人品的爭議。

聞知多名朝臣被誅，唐文宗悲不百勝，卻也無可奈何。如今，他基本完全處於太監控制之下。只能於深宮九重哀嘆悲悽。

太監們驕狂至極，藉機報私冤，在京城殺人無數。宦官田全操甚至揚言：“我入城，凡儒服者，無貴賤當盡殺之!”士民惶懼，人不聊生。最後，還是藩鎮之一的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劉悟之子)上表，控訴宦官濫殺，大公公們才有所收斂。

甘露事變後，以太子賓客身份在東都洛陽閒居的白居易聞知長安的老同事們紛紛全族一起上法場，宰災樂禍地作詩：

禍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

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

顧索素琴應不暇，憶牽黃犬定難追。

麒麟作脯龍為醢，何似泥中曳尾龜。

——《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

顯然，退居政治二線的白老頭一直胃火灼心，如今看見昔日熱火烹油的後來居上者們終於一命歸黃泉，難免賣弄自己早退先知的狡黠和明哲保身的智慧。

很快，白居易又作《即事重題》，以顯示自己慘劇發生後他在洛陽的愜意和閒適：

重裘暖帽寬氈履，小閣低窗深地爐。

身穩心安眠未起，西京朝士得知無?

官場勾心鬥角，爾虞我詐，竟使這個青年時代正直無私的才俊變成如此鄙陋、冷血的老政治動物，令人齒冷心寒。

優遊山林、暢飲低酌之間，白老頭在暖閣裡天天摟著幾個未成年少女，放蕩老身子骨，一樹梨花壓海棠，“縱酒放歌聊自樂”。當然，幸災樂禍之餘，也有後怕，也有驚悸，也有自己及時逃離京城政治旋渦的慶幸：

今日看嵩洛，回頭嘆世間。榮華急如水，憂患大於山。

見苦方知樂，經忙始愛閒。未聞籠中鳥，飛出肯飛還。

——《看嵩洛有嘆》

看似達觀、瀟灑，實則勢利、貪安。

在“意識形態”影響下，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以後輯錄的白居易詩，大多是“憂國憂民”之作，其實只是老白詩中的“冰山一角”。而且，種種教科書、文學傳記書，言及白居易詩，必有兩則俗不可耐的大花邊：一為“老嫗能解”，二為“廣泛流傳至日本等國”――“老嫗能解”完全不能說明白居易的高明，就象今天的大詩人北島絕不會“誇口”說門口賣菜王大爺喜歡讀他的詩一樣;“廣泛流傳日本等國”也是個笑話，白詩淺俗，當日的倭國又是僻荒蠻地，會認字的最多也只有懂得白居易的水平。即使現在拿李賀任何一首詩去問日本的大學教授，也沒幾個人能究其深遠喻意。此外，就象今天美國大片和音樂能深入吉里巴斯或基巴里斯類似的小地方一樣，白居易詩當時流入日本也根本不是擺上檯面的什麼“光榮”。實際上，元稹、白居易的詩風是“淺俗淫靡”的“元和體”，後起之秀李商隱、杜牧等人對這種詩風痛心疾首，以“高絕”之詩風想滌洗“元和體”的俗薄和稚陋。

當一個人——尤其是名人有變化時，通常會引起注意。比如浪子回頭，人們通常都會讚不絕口。而一個平常表現積極正面的人，關鍵時刻突然做出了與之相反不合常理的事，周圍的譴責自然就會隨之而來。白居易的問題就屬於後者，我們從以下幾點來分析：

（一）“甘露之變”以前，白居易和當時大多數的文人志士一樣，屬於忠誠謇諤、風骨凜然的諫官。他們有著儒士的職責，關心國家的命運與政治的興衰。當時的晚唐，宦官干政，引發皇帝和朝臣的反宦意識，士人們都紛紛吶喊抗爭。在他的詩作中，體現的也是對榮華富貴及當官參政的熱情。

（二）文宗皇帝與大臣合謀，想剷除宦官奪回政權，不料卻因事敗，反而引來了宦官對朝官和士人們的滅頂斬殺，即所謂“甘露之變”事件。對這場大災難，白居易的表現實在是過於冷漠。因為這場變故發生時，白居易遠在遠離風波的洛陽，他雖然心裡有了陰影，但竟然還幸災樂禍的暗自慶幸自己沒有被波及。

“福禍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

“身穩心安眠未起，西京朝士得知無？”

他在這些關於上述事變的詩中，不難看出他已然將自己的政治抱負降到了個人安危的微小願望中。相比他早前的人設，甚至是基本的憐憫之心也沒有，人品格調顯得異常低劣。

（三）“甘露之變”以後，白居易所作的詩，均是遊戲人生甚至是充滿避害就利、沾沾自喜的。由忠誠報國到失去理想，白居易像當時受到打擊的部分士人一樣，消極沉迷於庸俗的小我生活中。

甚至有人將白居易和杜甫拿來比較，說他晚年仕途通達卻甘於平庸、安享富貴卻完全將儒士之職責拋諸腦後。

可見白居易抱負與人格的轉變，從大國到小家，從無私到自利，自然是會受到人們的非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