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的老師，歷史上的說法，有三種，先來看看是哪三個人！

第一個：鬼谷子。

鬼谷子是個神人，春秋戰國時期，鬼谷子的出場率很高，但是他本人卻很少露面，都是他的學生，在攪動天下風雲，比如張儀、龐涓、孫臏。

而歷史上究竟有沒有鬼谷子這個人，不得而知。也有人認為，鬼谷子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代號，他這一派，每個人當了老大後，就是鬼谷子。

所以，但凡牛逼的人物，又不能確定出身，就往鬼谷子身上丟，說是他的學生，準有人信。

第二個：公叔座。

商鞅是衛國國君的後裔，姬姓公孫氏，後來魏國滅了衛國。而公叔座，就是魏國的國相，魏國李俚變法，被商鞅推崇，所以拜在公叔座門下。

公叔座很欣賞商鞅，曾向魏國國君舉薦，魏國國君沒有當回事，公叔座就建議，不重用商鞅就趕緊殺掉，避免後患，魏國國君不聽。

第三個：屍子。

這名字是不是很拽？很恐怖？屍子有自己的學說，是諸子百家之一，他出生在魏國，一生當中，熱衷於社會改革、思考哲學，還是最早提出‘時空’概念的人物。

根據前文，鬼谷子的可能性不大；公叔座建議殺商鞅，應該也不是他的學生；那麼最有可能的，商鞅的老師便是這個屍子了。

商鞅“少好刑名之學”，專研以法治國，受李悝、吳起等人的影響很大。後為魏國宰相公叔痤家臣，至於他的老師是誰，具體無法考證，但是流傳比較廣的有四人：

1、鬼谷子，本名王詡，又名王禪，著名謀略家、道家代表人物、兵法集大成者、縱橫家的鼻祖，精通百家學問，因隱居鬼谷，故自稱鬼谷先生。他通天徹地，智慧卓絕，人不能及。兵法家尊他為聖人，縱橫家尊他為始祖，算命占卜的尊他為祖師爺，謀略家尊他為謀聖，名家尊他為師祖，道教尊其為王禪老祖，在文化史上，他是與孔子、孟子、莊子、荀子、墨子、韓非子等先哲齊名的學術大家。

2、屍子，本名屍佼，戰國時期著名的政治家、道家等思想家，先秦諸子百家之一。對道家思想多有繼承和發展，他一生中對於社會改革、對於哲學思想都有重大的貢獻。

3、公叔座，戰國時期魏國大臣。曾擔任魏國相國，並娶魏國公主為妻。公叔痤有知人之明，但為國家利益考慮得相對少一些，為自身的利益考慮得多一些。他排擠吳起，是出於保全相位的需要，並不是不知道吳起對魏國的重要性，薦舉商鞅，是直到病重才提出若過早地推薦商鞅，可能會取代他的職位，而在臨終時鄭重託付，博得薦賢之名，對自身利益也沒有什麼影響。假如從人才流失的角度來論魏國的成敗，公叔痤是應負一定責任的。

4、李悝，擔任過晉國高階官員，晉國分裂後，繼續擔任魏國高階官員，魏文侯當政時，任用李悝為相，進行變法改革，李悝在政治上主張廢止世襲貴族特權，選賢任能，賞罰嚴明，經濟上主要實行盡地力、平糴法，極大地促進了魏國農業生產的發展，使魏國因此而富強。此後他又參考各國的法律，綜合成為一部法典，命名為《法經》，是中國最古老的成文法典之一。他維護君主專制制度和封建統治秩序：“一斷於法”，打破“刑不上大夫”的傳統；體現法家“重刑輕罪”的思想，李悝在魏國的變法，是中國變法之始，在中國歷史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公元前356年商鞍變法時曾採用李悝的《法經》，並改法為律，頒行秦國。

由此分析李俚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因為商鞅在秦國的變法和李俚在魏國的變法如出一轍。

我是子彧，以史為鑑，知得失，明大道。

因為沒有可考證的歷史，有人說是屍子，有人說是鬼谷子，也有人說是公叔痤。

個人認為衛鞅所處魏國剛剛經過李裡變法和吳起等活動，舉國好法家之學，衛鞅的官職是中庶子，能接觸到各類典籍和國家計程車人和政治高層，所以他的老師是那些法家典籍，如李裡的法經等書；另外記載他曾拜屍子為師學習雜家之學，這應該是他的法家之學能夠施展於當世社會，將他的變法思想與當時社會結合得粘合劑，他能夠在秦國全面變法，屍子和法學應該是最重要的部分。

商鞅出身於衛國沒落貴族,原名衛鞅。後來因功受封於商於,號為商君,遂以商鞅為名。衛是春秋時期個重要的國家,為中原貿易中心之一,文化藝術也比較發達。

商鞅的前輩,早期法家、軍事家的代表之一吳起就是衛人。商鞅“少好刑名之學”,對吳起和另一個早期法家的傑出人物李悝極為崇拜,思想上受了深刻的影響。

商鞅在秦掌權時,師事魯人屍佼，凡“謀事、計劃、立法、理民,未嘗不與佼規也”(汪繼培《屍子序》)。屍佼是“兼儒墨、含名法”(《漢書・藝文志》)的雜家。可見商鞅這位法家對當時各派的理論主張無不通曉。

由於衛國不是用武之地,商鞅於25歲左右(前365年)便到魏國。

他的主要著眼點大致有二:其一是,戰國初期,魏為頭號強國,此時仍然勵精圖治,是他施展其抱負的理想政治舞臺。其二是,李悝、吳起、西門豹這些敢作敢為的法家和兵家前輩都曾在魏國進行過實驗,成效卓著,為諸侯矚目。

李悝立法“行之魏國,國以富強”;吳起的主張“用之魏則魏強,用之楚而楚伯”。(李贄:《書・李悝》)這兩個雖都已作古,但法家和兵家融為一體的“餘教”尚存(《魏策》),大可學習、研究與總結,以武裝自己。當時魏相公叔痤對這位才華過人的青年十分賞識,唯恐流失,臨終時曾建議魏惠王(前369一前319)加以重用,不然則加害致死,以免落人異國為他人所用。他的建議沒有被採納。

公叔痤是魏國唯一能夠繼承法家政見的權貴,而繼任魏相的是主張禮治的翟翦。這使商鞅感到法家在魏國的最後依託消失了,他意識到必須放棄在魏發揚光大法家路線的期望。他於是抓緊時間考察法家在魏的豐富實踐,潛心鑽研李悝的《法經》和吳起的《兵書》,系統總結了他們的經驗。這就為他於前361年響應秦孝公的號召人秦變法作了充分的思想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