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庸調

租是田租，均田制規定每個男丁有一百畝田，二十畝是永久的，八十畝死後流轉，交給國家二石；

庸是力役，唐朝規定是二十天，後來可以用絹二丈替代；

調是家庭稅賦，上述租、庸都是針對除鰥寡孤獨以外的男丁，戶調則是針對一個家庭，收麻三斤或棉三兩。

租庸調製度圖

均田制

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之前，都城一直在平城，統治北方是用類似於一國兩制，政府在民生上的干預很少，當時北方連年戰爭，人口凋敝，均田制在這種情況下由馮太后（孝文帝母親）首創，即給每個男丁八十畝地，甚至奴婢和耕牛也有六十畝地，然後按照人頭徵收稅賦。把大片荒蕪的土地充分利用了起來，國家開始富裕。

隋唐依舊延續均田制，唐朝取消了奴婢和耕牛還有婦女的田地配額，一個男丁擁有二十畝永久田，八十畝流轉田。

帳籍制

類似於現在的戶籍制度，中國從古到今一直有這種統計戶籍的傳承，唐朝是每年一造帳，三年一造籍。戶籍冊子三年重造一次，一次稱一比，存檔可以用來和上期的帳籍相比對。州縣經常須儲存五比，戶部經常儲存三比，如此地方對戶口壯丁變動，可以查對到十五年，戶部可以查核到九年。

租庸調法和兩稅法、一條鞭法比較圖

唐朝的租庸調製初衷是減少百姓負擔，又能起到勸課農桑，徵收稅賦的一個因時而制政策，但後期社會趨於穩定，人口膨脹，戶籍統計懈怠，土地兼併嚴重，老百姓實際得到的土地不足以繳納定額的稅賦，隨著國家治理的混亂，百姓還要承擔一些雜徭、色役。（雜徭：臨時性的差遣，主要從事地方建設專案，如修路、治水、挖渠、築壩等。色役：各級官吏和官衙使用僕役，由官府指派，種類很多，有防閤、庶僕、親事、帳內、執衣、仗身、白直、士力，門夫等名目。）

國家形勢一直在變，政策卻沒有太大變化，像均田制，發展到唐中期，哪裡還有這麼多土地派發？但收取的稅賦並沒有變，這就造成矛盾積累。帳籍制也是如此，現代社會資訊交通如此發達，統計起來依舊困難重重，唐代要做到長久有效的統計是很難的。帳籍不清，均田就不均，均田不均，租庸調自然也就紊亂。

所以在問題矛盾疊加之際唐朝又推出了兩稅法，就是按財富分配比和土地多少的方式來徵收稅賦，又分為夏、秋兩季徵收，所以叫兩稅法，可以用錢抵扣。但同樣發展到後來，土地兼併更加嚴重，各級官吏又從中巧立名目，市面上的貨幣供應量不足，通縮嚴重，造成錢貴物賤，老百姓的負擔反而越來越重。

結論

從這種稅收制度的變遷可以看出，朝代更迭之內因是制度的僵化，而決策層一般被動做出改革，卻積重難返，無力迴天。主動去做出改革的，往往會因為社會整體的惰性導致困難重重，怎樣抑制兼併又提高社會活力，一直到如今也是難以解決的難題，不管是從上至下的政府主導，還是由下至上的群眾主導，似乎都存在兼併或者喪失活力的弊病。

只要是人管理人，承平日久必然懈怠，腐敗滋生，必然沒有切膚之痛的動力，惰性纏身。但又沒有永遠管用的制度，隨著時代發展，制度的更新顯然非常重要，所以無論是法治還是人治，其最後總會陷入僵局，需要重組！這似乎是難以解決的問題。

回答問題之前，我們來了解一下租庸調製。顧名思義，租庸調製包含三個方面，即“租”、“庸、“調”。

“租”，就是交租，在均田制下，每個人丁都會分得一定的土地，這些土地是是租用皇帝的土地用來耕種的，所以每人都要向朝廷交納一定的糧食，這就是租金。“庸”，通傭，在唐朝制度的規定下，每人每年都要為朝廷服一定的勞役，這時候，如果你不想服勞役或者有其他事情服不了役，這時候你就需要向國家繳納一定數量的絹或者布，來代替。“調”，也是另一種稅收，需要每人向朝廷繳納一定數量的絹、綿或麻。

租庸調製在唐初實行的非常好，農戶既分得了田地，生活得到安定，朝廷也擴大了生產力，為唐初的繁榮景象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那為什麼在唐後期租庸調製會以失敗告終，退出歷史舞臺呢？應題主所邀，我們從兩方面來分析。

第一從均田制的角度分析。首先有一點要肯定，均田制是租庸調製的基礎，是在均田制這樣的大背景下，租庸調製才得以順利實施，並迅速成長為國家賴以生存的的基本國策。然後，成也均田制，敗也均田制，自租庸調製實施以來，大大提高了勞動生產力和生產效率，使得人口快速增長，人口在不斷的增長，然而總的土地就那麼多，所以在後期朝廷再也沒有多餘的土地來分給多出來的人口，到了無田可授的地步。農民都無地可種，更何談交租納貢。還有一個原因在租庸調製的實施下，土地開始變得越來越寶貴，一些貴族和地主階級不斷地兼併土地為己用，導致國家用來分給農民的土地變得越來越少。一方面人口在不斷增多，另一方面可分配土地在不斷減少，兩相作用，導致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矛盾不斷激化，最終租庸調製走向崩潰。

第二從賬籍制度的角度分析。賬籍制度說白了就是現在的戶口制。朝廷將全華人口登記造冊，每一戶的人口增減、交租納貢情況、服役情況都要登記在內，在唐初，由於人口經過隋末戰亂有大幅度減少，再加上當時政治清明，所以賬籍制度管理比較完善，當時唐朝“每歲一造賬，三歲一造籍”。朝廷及地方根據賬籍所記對農民進行分田、收租，直至生老病死，賬籍都會記載。然而，雖著唐末社會動盪不斷，戰亂頻發，各個地方官都對自己的前程朝不保夕，更沒有精力和人力來管理賬籍，所以導致後期賬籍幾近荒廢。沒有了賬籍制度做依據，均田制無法根據真實情況做到授田有均，租庸調製的實施也開始變得混亂起來，並最終走向覆滅。

所以，唐朝的租庸調製與均田制、賬籍制度是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的，任意一個制度出現紕漏、瑕疵甚至破壞，都會影響整個社會制度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