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者不同言論，儒家精髓深遠綿長，只是確定在某個定位，表達的一種思想，現實權力可以主導儒家思想，白話文的意思說在現實當下，在高尚的人都會被權力所左右，扭曲靈魂，人性的醜陋隨及呼之欲出。

只是個人的一些看法，見識，經歷所表達。

謝激請！

儒家以不是從來前儒家啦，儒家現以分化很多，有佛教，道教，基督教都在其中，單一儒家能有多少人能分的清楚的呢？孔孟之道一是各說己見。儒家與現實權力，不如說成人與現實權力之間有怎樣的關係？

儒學與中國王權政治的關係是一個十分複雜的問題。總體上來說，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考察：其一，儒學是如何對待中國的王權政治的；其二，中國歷史上的王權政治是如何對待儒學的。同時，儒學在王權政治的悠久的發展歷史中，自身的形態也在不斷變化。因而對於這種基本關係的考察必須進行具體的分析，不能一概而論。

儒學是中國社會的政治結構、經濟模式和歷史形態的基本特徵在觀念形態中的曲折反映。儒學的思想體系是在具體的社會歷史中，尤其是在政治實踐中形成的，凝結了儒家知識分子對自然、社會政治實踐及人類自身發展所作的艱苦探索的智慧。正是基於這一點、儒學本身就不僅僅是一個思想觀念問題，同時也是一個十分切近的社會政治實踐問題，它有干預生活，指導政治，改造世界，發揮實踐的功能。這一點在儒家知識分子那裡表現得十分明顯。

如孟子，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到處遊說，宣傳他的仁政王道主張，並以此作為價值尺度來衡量當時的政治統治者，尖銳的批判那些殘賊之人。孟子思想中理想的君主是堯舜，而認為現實的統治者只要能發揮自己固有的仁心，就能行仁政，實現王道政治。由此可見，包括孟子在內的先秦儒家知識分子都在試圖為當時的中國政治指明方向，為先秦中國政治社會的發展提供理論上的說明。但是，當時的政治統治者都沒有采用儒家的學說，如梁惠王對孟子的說教是環顧左右而言他，並未採用。

秦王朝統一天下，不僅不是儒學理想的實現，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還恰恰是它的破滅。秦王朝以法為教，以吏為師，焚書坑儒，從精神到肉體對儒家知識分子進行嚴酷的摧殘，建立起了一個極權主義的專制政治。為了反抗秦王朝的殘暴統治，儒生參加到農民中來，成為推翻秦朝暴政的力量之一。

儒學的政治化是從漢代開始的，一方面，漢武帝獨尊儒術，罷黜百家。據史書記載:漢武帝元光元年(前134)五月，詔賢良對策，“於是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董仲舒在《賢良對策》中建議:

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

旨在“推明孔子，抑別百家”。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定儒學於一尊。從此，儒家的經義斷事成為王權政治的統治意識。史稱:

以春秋決獄，以禹貢治河，以三百五十篇當諫書。

與此同時，朝廷立經學為宮學，置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治經、通經、爭立經與博士成為一時風尚。

另一方面，漢代儒學也在自覺地為王權政胎服務。漢初的儒生透過宣傳和實踐儒學，逐漸取得了統治者的瞭解和重視。如陸賈在劉邦面前經常稱頌《詩》、《書》，其思想以儒家的倫理政治學說為主，指出仁義是為政的根本，據法者昌，不仁者亡。

同時精通古代朝儀的儒生還為漢朝制定了禮儀。尤其是漢代大儒董仲舒，他從理論上把儒學改造成為漢統治者服務的意識形態，使儒學政治化。他是《春秋》公羊學的大家，以“三統”、“三正”、“三世”等理論為漢王朝的建立作了理論論證。

後來儒學與王權政治的關係，基本上一直保持在漢代奠定的框架內。一方面儒學為王權政治作論證，另一方面儒學被作為王權政治奉為思想核心。

比如在佛道極大發展的魏晉南北朝時期，作為統治思想的核心內容依然是儒家學說。唐太宗更說出了自己之所好:

惟在堯舜之道、周孔之教。

唐宋以後，朝廷重臣、百官群僚，多為儒家飽學之士，儒家經典成為科舉取士的教科書，更不用說兩宋以後產生的新儒學，統治思想界達千年之久。由此可見，自漢以後。王權政治事實上一直是鼓勵儒學，並把儒學作為意識形態的核心的。

但兩者的關係並沒有那麼簡單，雖然在漢以後的王朝並沒有出現裁汰儒生、抑壓儒學之事，但對於儒家某些具體理論都是有所取捨的，而且在社會急劇變革之時，統治者對待儒學的態度也會隨之變化。另一方面儒學天生具有批判精神，決定了它並不一味地服務於現實王權，如董仲舒在他將儒學政治化的同時，一用儒家學說來規範政治，如他思想中的經學神學，強調天的意義，實質是用天來限制王權。而且這種觀念在後來的儒家知識分子身上也是常常可以見到的。

儒家思想是忠孝仁義禮智信。對於當代權利來說應該遵守忠孝仁義禮智信。當權者必須忠於國家，民族，人民，領導與事業。如果對這些不忠於，理念就會偏移。孝是人人都必須遵守的，不孝又與禽獸何異？仁：不能光想著自己，當權者應該更多的關心社會與人民。才能使這個社會融洽和諧，互敬互愛。義：國家，社會，人民，有難。當權者應義不容辭，勇力擔當，排憂解難。禮：對百姓彎腰，方能顯其高尚，徵得百姓擁戴，達其和平安寧。智：當權者需要有高深的謀略，能運籌帷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方能力挽狂瀾，防患於未然。信：要相信真理與經驗，對領導與人民要言而有信，做讓領導信任，讓人民依靠的當權者。

古代儒學與權力的關係，我想應該是互為連理，相互依存的關係。因為古代社會在商業經濟方面，相比現代社會要落後很多，古代商人也是地位比較低的。由於古代航運外貿的不發達，其對外貿易往來的商品經濟也不是帝王家資本來源的主要渠道，而稅賦卻是統治者資本來源的主要渠道。而帝王家為了更好的管理百姓，就必然需要一整套的道德行為規範，來維持社會次序，以保證政權的穩定，即得到擁護支援，這也是統治者對社會道德教育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