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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厚德揚善文化小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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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混音師天職TimChan
首先,我覺得聽音樂一定是要能讓自己身心愉悅,聽音樂是一個享受的過程。如果你去聽古典,卻苦惱於古典無法讓你身心愉悅,你無法理解。我建議你索性就不要聽了,真的不需要強迫自己去聽那些聽不懂的內容,因為毫無意義。
接著是,聽音樂本身是不能提高個人修養的,聽音樂僅僅是讓人放鬆身心的事情罷了,或者說僅僅是一個透過聲音取悅自己的過程。如果你強行去聽那些聽不明白的東西,你無法從中享受到音樂的內容,白聽。
難道說說聽古典就有修養?聽流行,搖滾就沒修養?雖然題主沒有這麼說,但是如果懂得,音樂是不分國家不分卑賤,只分質量的。你自然就會明白一個道理,聽音樂要聽的不是某個流派或者風格,就能提高修養,而是懂得去哪些是高質量的哪些是粗製濫造的。
古典音樂為什麼讓人覺得聽了提高修養?因為承接上一段說到。古典音樂的內容能流傳下來,是因為,在歷史長河的洗滌下,糟粕都已經被淘汰出去了。留下給人的,都是高質量的瑰寶。直接吸收瑰寶就好了。
但是真正在音樂人,在欣賞音樂上有修為的人,都是願意雜食的,什麼都聽,並且還能自己判斷哪些是糟粕,哪些是寶藏,而不是指看著古典這一塊古董。
那廢話了這麼多,實際上如何提高聽音樂的能力,或者說修養?主要針對古典這一塊,我能想到的,大概有下面幾點。
第一,你得有音樂以及樂理知識儲備。最好是能學習一樣樂器或者專業學下聲樂。音樂音樂,你真的想要欣賞音樂,你起碼得懂音樂。不懂,那純粹聽個熱鬧。
第二,在有上面的基礎之上,懂得根據音樂的情感,結合自己的人生經歷自己情感去從感官上,把音樂轉化成感受。就是說在懂得音的不同排列組合能帶出什麼樣的感情色彩,並且結合自身的經驗來判斷和轉化音樂,讓音樂變成感受,
第三,古典音樂的創作大多都是有歷史背景以及場景情況的,多去閱讀跟古典音樂有關的書籍,包括歷史類,包括評說類,增加音樂文學這一部分的知識,才能更好地結合上面兩點去理解古典音樂的內涵。
好了,大概也就這麼些了。自己慢慢去體會吧。音樂不是光靠聽,就能提高修養。而是除了聽以外,還要增加自己對於該音樂的知識量,從而懂得聽該類音樂,提高你的修養的不是音樂本身,而是附著在音樂周邊的一切資訊和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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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應該把這一講稍稍總結一下了。格里格和西貝柳斯讓斯堪的那維亞揚眉吐氣,北歐這樣兩個貧窮偏僻的小國,居然如此鋒利地撕開了雄霸歐洲漫長几個世紀的德奧音樂堅硬而厚重的盔甲一角。儘管他們的性格和風格有所不同,儘管他們所採取的都不是先鋒的方式而是保守的古典主義的方式,但他們橫空出世的意義是相同的。
在談到他們之間相同點的時候,我願意將英國專門研究格里格的學者Brian Schlotel論述格里格與西貝柳斯的一段話摘抄下來:“人們不無興趣地注意到這兩個作曲家在創作中往往選擇相同的主題,比如,同樣描寫北部森林,格里格作品中有《培爾·金特》第三幕絃樂和法國號的25小節的短短的前奏《松林深處》;而西貝柳斯則有龐大的交響音詩《塔皮奧拉》。二者不分高低,都是傑作。一個喜歡小小的鉛筆素描,另一個喜歡大型油畫。兩位作曲家都用管絃樂描繪各自想象中的海上風暴:格里格——《培爾·金特》;西貝柳斯——《暴風雨》序曲。他們都醉心於人與自然的關係,對四季的謳歌也是不斷出現的一個主題。格里格的抒情小品《返家》和西貝柳斯的《勒明基寧歸來》同樣表達著北部人返家的喜悅。兩人都描繪過黑暗奔騎:西貝柳斯的騎馬人在黑暗中朝著東方走到日出;而格里格的一首《心緒》中段是‘月光下的約會’。格里格1886年的《第三號小提琴奏鳴曲》和西貝柳斯1903年的《小提琴協奏曲》似乎也都來自同一個感情世界。兩位作曲家還都創作了充滿自傳式自我對話的絃樂四重奏。另外,格里格《鋼琴奏鳴曲》副部主題狂歡欣喜向前推進的尾聲,直接使人想起西貝柳斯《第三交響曲》的結束。”(注:Brian Schlotel《格里格》,高群譯,花山文藝出版社,1999年。)
這段話也許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格里格和西貝柳斯,正是有著這樣多的相同點,他們兩人才共同在斯堪的那維亞發出了相近的聲音,在上一個世紀之交,以他們的音樂共同塑造了新的歷史。
朗格在他的著作中從文化史的角度為我們進行了總結,他說:“疲乏的浪漫主義懷著羨慕和放鬆的心情迎接著各個民族樂派,因為急速衰頹的西方諸樂派,瓦格納使之陷於停滯的,勃拉姆斯使之彷徨困惑的,李斯特曾揚鞭駕馭的西方樂派在困境中總算找到了一條出路,從俄羅斯和斯堪的那維亞諸國家飄起輕微的異國的芳香起了恢復元氣的作用——波希米亞音樂雖然是徹底的,而且本質上是民族的,但從整個來說更接近西方,不像是異國的;青年作曲家拜倒于格裡格的典型的和聲和裡姆斯基科薩柯夫的潑辣的管絃器之下。多世紀以來未被人利用的民間因素往往變得那樣多,那樣通俗易解,以至作曲家自己的內心世界完全淹沒在民間因素之中了。這些作品更多反映出來的是新發現的外在世界的豐富和風味,這一點是無可否認的。這種情況促進了民間音樂的發掘,而正在興起很快就採用了這些因素,在法華人的維護下又復產生了一種國際性的風格。所以,格里格和穆索爾斯基早就在德彪西身上調和起來,而民族主義時期實際上在各不同樂派的最後代表人物逝世以前就已經成為過去,但他們有趣的音樂作品卻一直……與20世紀的音樂相抗衡。”(注:保羅·亨利·朗格《十九世紀西方音樂文化史》,張洪島譯,人民音樂出版社,1982年。)
朗格說得真好,他言簡意賅地總結出了不同民族樂派的區別和意義,它們同浪漫主義與象徵主義的關係,以及對於新世紀的作用。
不管怎麼說,浪漫主義也好,印象主義也好,民族主義也好,如何的主義紛爭,“城頭頻換大王旗”,新的世紀到來了,新的音樂也將要出現了。這將是一輪新的回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