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現在為止，我也沒聽過哪個人說喜歡應酬的。
無論男女，無論正常人類與非正常奇葩，在這一點上，有著驚人的雷同。
一旦提起，都是長嘆息以掩涕，哀人生之多艱：“唉，不想應酬，但沒辦法啊……”“誰想應酬？無非是為稻梁謀……”很有一種無奈和壯烈。
為什麼大家不喜歡？
因為總會說些自己不相信的話，喝下自己不情願的酒。
任何“重要的”應酬（親友同事間的聚餐不“重要”），只要你有求於人，只要權力和利益在場，肯定是會醉的。
不得不醉。
不醉表不了忠心，不醉看不到誠意。
因此，應酬就像一場測試。
考的是你是否夠乖（美其名曰“識大體，懂禮貌”），夠聽話（美其名曰“投緣”），夠會讓人爽（美其名曰“你這人不錯，說話辦事都妥妥當當”），如果過關，一切都好談。
每一個華人，相信都經歷過以下情況：
某領導在場，舉杯，要敬大家。
你不喝酒？
開玩笑呢！
沒商量，必須喝。
面前杯子空空，馬上就有酒瓶斜過來，嘩嘩地，給你倒了滿滿一大杯，少一點都不成，然後，要你一飲而盡。
你面露苦色，掙扎不已：“我不會喝酒！”
一系列的威逼利誘就來了，“女人的酒量都比男人大”、“多喝一點就會了”、“喝酒美容”、“年輕人就是得多練練酒量”、“領導敬你酒，你還不給領導面子”、“這可是領導敬酒，領導啊，注意是領導” ……
權力在左，輿論在右，你說“不”的意志越來越薄弱。
然後，腦滿腸肥的領導說：“喝！”
一個字！命令式！不可反駁！不容抗拒！
你不得不喝。
因為，人家是領導，是權力的化身，你想混下去，就必須用行動來宣誓效忠：喝酒。
喝得越噁心，越醉，醜態出得越多，代價越大，就越能表達，你對他的無條件認可與服從。
而周圍所有人，則是這場儀式的見證方、主持人。
透過這種方式，領導確權完畢，才會心中暗爽，對你放下戒心。
也就是說，在這種場合，你喝的不是酒，而是向權力跪拜的意志。
在《1984》裡，思想警察頭子奧布林，曾親口對溫斯頓說：“這將是一個恐怖的世界，也是一個勝利的世界。”
至於恐怖的理由，其解釋是：
一個人如何用權力來控制別人？
對，讓他受苦。
服從並不夠，除非給他苦吃。
權力就是加諸痛苦和恥辱，就是把人的思想撕成碎片，再用自己的方法，使他組合成新的思想……
因此，當一個國家越專制，權力越集中，監督越少，受苦受辱的人就越多。
不僅在工作中，還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投注在酒桌上，就成了肆無忌憚的逼與被逼，灌與被灌。
這種社會里的小人物，根本沒有反抗的可能，只有透過乾杯，向上級表達這樣的資訊：
雖然我知道這是受虐，你知道這是施虐。但是，我接受。
我接受你傷害我。
我接受你虐殺我。
為了你，我犧牲自己的身體，亦在所不惜。
這是我向你納的投名狀。
這是我對自己忠心的證明。
是的，我就是幫你拎包的人，你的隨從，你的奴隸，對你唯命是從沒有二心的僕人。
而這，正是集權統治的基礎：在權力面前，我們不是人，我們沒有獨立意志，我們甘願聽從於你，為你付出一切，讓你統治更穩固。
大象公會在2014年，做過一期文章，研究中國哪個地方的人最能喝？
結論很妙：官本位思想特別重的地方，人的酒量都特別大。
比如，北方人比南方人能喝。
黑龍江人比廣東人能喝。
內蒙古人比上海人能喝。
這和體質無關，和體制有關。
體制化最低的東南沿海，官本位思想較淡，契約精神比較濃，市民受教育程度較高，主流社會不但沒形成像樣的酒桌文化，甚至朝著悖離中國酒文化的方向發展。
當然，北京是一個例外。
權力中心，官員扎堆，沒人敢隨意造次。
等級制森嚴的環境，勸酒對所有人都是極大負擔。
歸根結底，還是權力在作祟。
我真的很討厭、很討厭、很討厭瘋狂灌酒的人。
直到今天，我依然對多年前被灌下的酒耿耿於懷，恨不得時光逆轉，拎著酒瓶，爆了灌酒者的頭。
這些人，要麼是領導，要麼是粗俗的商人。
領導喜歡服從，商人喜歡誠意。
如何表達誠意？
除了空口白話，你還得繳納一定的抵押物，來證明你的態度。
這不是錢，不是承諾，而是醜態。
因為，之於一個正常人，面子、尊嚴、風度，都是我們最看中的。而酒場就要求你丟棄這種重要的東西，喝到人不像人，鬼不像鬼，讓他看到你的醜態，才會放心，認為你沒有防著他，合作關係才能再進一步。
如前文所言，一個酒場，只有暗含權力與利益，就一定不再純粹。
它不再是“開軒面場圃，把酒話桑麻”的濃情蜜意；
也不再是“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的快意淋漓。
而是“項伯帳中姻漢祖，吳鉤碎鬥鴻門宴”式的角鬥場、利益場、宣誓場。
這種機關重重，不能自主的酒席，自然變得令人駭怕，自然令人感嘆，“誰想應酬？無非是為稻梁謀！”
中國確有很多人，確實喜歡飲酒。
比如李白，“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
再如劉伶，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
但這種飲，都是自由選擇，而非被迫為之。“我要喝”，和“要我喝”，區別還是很大的。
到現在為止，我也沒聽過哪個人說喜歡應酬的。
無論男女，無論正常人類與非正常奇葩，在這一點上，有著驚人的雷同。
一旦提起，都是長嘆息以掩涕，哀人生之多艱：“唉，不想應酬，但沒辦法啊……”“誰想應酬？無非是為稻梁謀……”很有一種無奈和壯烈。
為什麼大家不喜歡？
因為總會說些自己不相信的話，喝下自己不情願的酒。
任何“重要的”應酬（親友同事間的聚餐不“重要”），只要你有求於人，只要權力和利益在場，肯定是會醉的。
不得不醉。
不醉表不了忠心，不醉看不到誠意。
因此，應酬就像一場測試。
考的是你是否夠乖（美其名曰“識大體，懂禮貌”），夠聽話（美其名曰“投緣”），夠會讓人爽（美其名曰“你這人不錯，說話辦事都妥妥當當”），如果過關，一切都好談。
每一個華人，相信都經歷過以下情況：
某領導在場，舉杯，要敬大家。
你不喝酒？
開玩笑呢！
沒商量，必須喝。
面前杯子空空，馬上就有酒瓶斜過來，嘩嘩地，給你倒了滿滿一大杯，少一點都不成，然後，要你一飲而盡。
你面露苦色，掙扎不已：“我不會喝酒！”
一系列的威逼利誘就來了，“女人的酒量都比男人大”、“多喝一點就會了”、“喝酒美容”、“年輕人就是得多練練酒量”、“領導敬你酒，你還不給領導面子”、“這可是領導敬酒，領導啊，注意是領導” ……
權力在左，輿論在右，你說“不”的意志越來越薄弱。
然後，腦滿腸肥的領導說：“喝！”
一個字！命令式！不可反駁！不容抗拒！
你不得不喝。
因為，人家是領導，是權力的化身，你想混下去，就必須用行動來宣誓效忠：喝酒。
喝得越噁心，越醉，醜態出得越多，代價越大，就越能表達，你對他的無條件認可與服從。
而周圍所有人，則是這場儀式的見證方、主持人。
透過這種方式，領導確權完畢，才會心中暗爽，對你放下戒心。
也就是說，在這種場合，你喝的不是酒，而是向權力跪拜的意志。
在《1984》裡，思想警察頭子奧布林，曾親口對溫斯頓說：“這將是一個恐怖的世界，也是一個勝利的世界。”
至於恐怖的理由，其解釋是：
一個人如何用權力來控制別人？
對，讓他受苦。
服從並不夠，除非給他苦吃。
權力就是加諸痛苦和恥辱，就是把人的思想撕成碎片，再用自己的方法，使他組合成新的思想……
因此，當一個國家越專制，權力越集中，監督越少，受苦受辱的人就越多。
不僅在工作中，還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投注在酒桌上，就成了肆無忌憚的逼與被逼，灌與被灌。
這種社會里的小人物，根本沒有反抗的可能，只有透過乾杯，向上級表達這樣的資訊：
雖然我知道這是受虐，你知道這是施虐。但是，我接受。
我接受你傷害我。
我接受你虐殺我。
為了你，我犧牲自己的身體，亦在所不惜。
這是我向你納的投名狀。
這是我對自己忠心的證明。
是的，我就是幫你拎包的人，你的隨從，你的奴隸，對你唯命是從沒有二心的僕人。
而這，正是集權統治的基礎：在權力面前，我們不是人，我們沒有獨立意志，我們甘願聽從於你，為你付出一切，讓你統治更穩固。
大象公會在2014年，做過一期文章，研究中國哪個地方的人最能喝？
結論很妙：官本位思想特別重的地方，人的酒量都特別大。
比如，北方人比南方人能喝。
黑龍江人比廣東人能喝。
內蒙古人比上海人能喝。
這和體質無關，和體制有關。
體制化最低的東南沿海，官本位思想較淡，契約精神比較濃，市民受教育程度較高，主流社會不但沒形成像樣的酒桌文化，甚至朝著悖離中國酒文化的方向發展。
當然，北京是一個例外。
權力中心，官員扎堆，沒人敢隨意造次。
等級制森嚴的環境，勸酒對所有人都是極大負擔。
歸根結底，還是權力在作祟。
我真的很討厭、很討厭、很討厭瘋狂灌酒的人。
直到今天，我依然對多年前被灌下的酒耿耿於懷，恨不得時光逆轉，拎著酒瓶，爆了灌酒者的頭。
這些人，要麼是領導，要麼是粗俗的商人。
領導喜歡服從，商人喜歡誠意。
如何表達誠意？
除了空口白話，你還得繳納一定的抵押物，來證明你的態度。
這不是錢，不是承諾，而是醜態。
因為，之於一個正常人，面子、尊嚴、風度，都是我們最看中的。而酒場就要求你丟棄這種重要的東西，喝到人不像人，鬼不像鬼，讓他看到你的醜態，才會放心，認為你沒有防著他，合作關係才能再進一步。
如前文所言，一個酒場，只有暗含權力與利益，就一定不再純粹。
它不再是“開軒面場圃，把酒話桑麻”的濃情蜜意；
也不再是“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的快意淋漓。
而是“項伯帳中姻漢祖，吳鉤碎鬥鴻門宴”式的角鬥場、利益場、宣誓場。
這種機關重重，不能自主的酒席，自然變得令人駭怕，自然令人感嘆，“誰想應酬？無非是為稻梁謀！”
中國確有很多人，確實喜歡飲酒。
比如李白，“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
再如劉伶，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
但這種飲，都是自由選擇，而非被迫為之。“我要喝”，和“要我喝”，區別還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