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不僅以其倫理道德思想著稱於世，而且，他的政治思想也具有獨到之處。以往，有些學者認為，孔子的政治思想是保守的，但筆者以為，孔子並不保守，其呼籲“克己復禮”、稱讚周禮“文哉”、盼與周公夢中相見等，只是他推動社會前進的一種特殊方式。
在孔子時代，國民政治觀念在諸子中普遍存在。所謂國民政治，簡單地說就是打破貴族政治壟斷。當時，春秋諸侯國的內政由許多大家族壟斷。而國民政治思想反對壟斷，主張刑無等級，法無貴賤，黜陟開放。孔子順應了這種趨勢，主張用人應該更器重“先進於禮樂”的“野人”。他的弟子中，絕大多數都是窮困潦倒的下層人子弟。需要注意的是，孔子的角度不同於別人。他培養和鼓勵下層弟子發奮好學，苦心修養，樂以忘憂，而不像法墨兩家那樣指責人主不慧、環境不公，把升遷的希望多寄託在他人身上。在孔子的鼓勵下，子路敢稱治“千乘之國”；冉求稱能治“方六七十，如五六十”的小國；公西赤雖自謙，不敢稱為一國之宰，但也給自己安了個為祭祖禮儀做贊禮的重要角色。子貢憑“貨殖”本事遊走列國，聲望不下諸侯。孔子以這種國民政治意識傳及後世，無數平民書生自我砥礪，不懼權貴、敢鬥惡勢力，以天下為己任。所以說，孔子所追求的不僅僅是等級開放，更要求知識分子們主動承擔起改造世界的責任。
孔子的國民政治思想以保護人為基點，首先關注人的生命與生存。“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孔子十分同情百姓，反對統治者的橫徵暴斂。季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在對待民眾的態度上，法家以待狗馬禽獸之心態引導民眾的物質慾望為君所用，孔子則敬民如神，“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強調“教之”。更需注意的是，在關心人的生命和生存的基礎上，孔子進一步強調人的尊嚴，關注人格的培育，提出“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他主張“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由上可見，僅僅打破等級封閉，還不能作為政治上進步與落後的最後標準，還要看怎樣打破，是在人的價值的肯定與提高中打破，還是以退化與落後為代價打破。孔子的思想屬於前者，所以孔子的國民政治思想層次更高一疇。
誠然，從形態上看孔子的表現似乎有點保守，對等級的開放表現不夠激進。但他側重於人的精神的開放、人格的開放，把精神、人格與身份、財富分開，只以個人的修養論高下，其內涵、角度、層次及其對社會的推動作用，應當說大大超越他人。對周禮等級制，孔子也有實質性的削弱。周禮雖為道德而設，但道德寓於特權之中，貴族們以彼此尊重特權為守道德。孔子凸現周禮中的道德層次，用人格平等的道德代替人格不平等的道德。他強調等級中的高低上下只是角色不同，無人格上的貴賤，並且主張君主在道德關係中履行義務更應該主動，“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孔子雖然沒有提出廢除特權，但其強調的人格平等精神，為從根本上消除特權開啟方便之門。孟子後來能說“途之人可以為堯舜”，並以一介儒生，不顧人主之尊，敢對諸侯王“色勃然”、辭鋒激烈，無疑是受到孔子精神的感染。
孔子對舊等級不僅僅是削弱，更有新的建設主張。他主張在傳統君臣父子框架之外，另設精神境界等級。“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這裡，“君子”、“小人”是不同等級，但這等級卻與血緣、官品無關。“君子”者不必是貴族、高官，“小人”者未必是貧寒無勢的百姓，一切以道德修養水平為準。孔子精神等級的設立，衝擊了舊的等級框架，為平民的自尊自信提供了理論根據。如此看來，孔子不但不保守，而且有一定的超前性。
孔子不僅以其倫理道德思想著稱於世，而且，他的政治思想也具有獨到之處。以往，有些學者認為，孔子的政治思想是保守的，但筆者以為，孔子並不保守，其呼籲“克己復禮”、稱讚周禮“文哉”、盼與周公夢中相見等，只是他推動社會前進的一種特殊方式。
在孔子時代，國民政治觀念在諸子中普遍存在。所謂國民政治，簡單地說就是打破貴族政治壟斷。當時，春秋諸侯國的內政由許多大家族壟斷。而國民政治思想反對壟斷，主張刑無等級，法無貴賤，黜陟開放。孔子順應了這種趨勢，主張用人應該更器重“先進於禮樂”的“野人”。他的弟子中，絕大多數都是窮困潦倒的下層人子弟。需要注意的是，孔子的角度不同於別人。他培養和鼓勵下層弟子發奮好學，苦心修養，樂以忘憂，而不像法墨兩家那樣指責人主不慧、環境不公，把升遷的希望多寄託在他人身上。在孔子的鼓勵下，子路敢稱治“千乘之國”；冉求稱能治“方六七十，如五六十”的小國；公西赤雖自謙，不敢稱為一國之宰，但也給自己安了個為祭祖禮儀做贊禮的重要角色。子貢憑“貨殖”本事遊走列國，聲望不下諸侯。孔子以這種國民政治意識傳及後世，無數平民書生自我砥礪，不懼權貴、敢鬥惡勢力，以天下為己任。所以說，孔子所追求的不僅僅是等級開放，更要求知識分子們主動承擔起改造世界的責任。
孔子的國民政治思想以保護人為基點，首先關注人的生命與生存。“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孔子十分同情百姓，反對統治者的橫徵暴斂。季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在對待民眾的態度上，法家以待狗馬禽獸之心態引導民眾的物質慾望為君所用，孔子則敬民如神，“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強調“教之”。更需注意的是，在關心人的生命和生存的基礎上，孔子進一步強調人的尊嚴，關注人格的培育，提出“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他主張“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由上可見，僅僅打破等級封閉，還不能作為政治上進步與落後的最後標準，還要看怎樣打破，是在人的價值的肯定與提高中打破，還是以退化與落後為代價打破。孔子的思想屬於前者，所以孔子的國民政治思想層次更高一疇。
誠然，從形態上看孔子的表現似乎有點保守，對等級的開放表現不夠激進。但他側重於人的精神的開放、人格的開放，把精神、人格與身份、財富分開，只以個人的修養論高下，其內涵、角度、層次及其對社會的推動作用，應當說大大超越他人。對周禮等級制，孔子也有實質性的削弱。周禮雖為道德而設，但道德寓於特權之中，貴族們以彼此尊重特權為守道德。孔子凸現周禮中的道德層次，用人格平等的道德代替人格不平等的道德。他強調等級中的高低上下只是角色不同，無人格上的貴賤，並且主張君主在道德關係中履行義務更應該主動，“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孔子雖然沒有提出廢除特權，但其強調的人格平等精神，為從根本上消除特權開啟方便之門。孟子後來能說“途之人可以為堯舜”，並以一介儒生，不顧人主之尊，敢對諸侯王“色勃然”、辭鋒激烈，無疑是受到孔子精神的感染。
孔子對舊等級不僅僅是削弱，更有新的建設主張。他主張在傳統君臣父子框架之外，另設精神境界等級。“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這裡，“君子”、“小人”是不同等級，但這等級卻與血緣、官品無關。“君子”者不必是貴族、高官，“小人”者未必是貧寒無勢的百姓，一切以道德修養水平為準。孔子精神等級的設立，衝擊了舊的等級框架，為平民的自尊自信提供了理論根據。如此看來，孔子不但不保守，而且有一定的超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