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文學，以改革開放以來40年的文學，相對於中國內地50～70年代的文學來，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這些成績，表現在作家、詩人數量，文學書籍、刊物數量的大幅度增加，但最主要的標誌，則是若干優秀作家、優秀作品的出現。

主要的標誌,則是若干優秀作家、優秀作品的出現.從深層的方面看,這種時代性的“轉折”、變化,最主要的是一定程度開放寫作者、讀者、批評家的心靈、想像的空間,和他們獲取開闊豐富的人類文化資源的可能性.這是推動文化創新、深化的一個重要的條件.

基於此,洪子誠完全不同意當代文學是垃圾或大多是垃圾的聳人聽聞的說法.雖然顧彬解釋說“垃圾”指的是衛慧、棉棉的作品.但顧彬對中國當代文學所表現的輕蔑之情顯而易見.其實對當代文學持否定態度的也包括一些國內學者與研究者,他們認為當代文學比不上現代文學.有研究者說,現代作家有許多感人故事,當代作家沒有自己的故事.他不能苟同,這是一種偏見,區別只是,現代作家的那些故事,反覆被講述渲染,而當代的故事,還未被認真講述而已.在當代,特別是近30年來的一些作家、詩人、散文家,也許尚不能和魯迅等大家相提並論,但他們和現代一些被過分“經典化”、“神聖化”的作家、詩人相比,並不一定遜色,有的甚至有所超越.當然他們的寫作距離我們在時間上過於靠近,他們也仍存在變化,因此,採取更為慎重、節制的態度是有道理的,但反過來不能構成輕忽、貶低這些年來作家、詩人艱辛探索的理由.

詩歌是衡量一個時期文學成就的重要標誌之一,但是洪子誠發現在大型文學研究活動、論壇、會議中很難看到詩歌及詩人的身影.詩歌的缺場是個奇怪的現象,他說,“我要為詩歌辯護.在當代,文學成績的評價標誌,有被小說文類壟斷的現象.這是不同時代文類關係的體現：在現代,小說成為文學的心、主導文類.”

主要從事中文寫作、中國當代文學史、中國新詩等方面的研究和教學工作的洪子誠認為,近一百年來,許多詩人在漢語語言,在探索現代人心靈、情感和經驗上付出的努力,應該給予重視.可是“新詩”的“合法性”至今仍是個問題.一個頗具反諷意味的事實是,前些年大家都在談論五四誕生的“新文學”已經終結,但是,作為“新文學”先驅的“新詩”,卻在“新文學”終結的時候,它的合法性、存在的價值,仍然是個問題.

談成績的同時也要進行反省.紀念改革開放不只是肯定成績評功擺好,更是一種檢視與反思,甚至可以說,認識這30年的限度、問題更為重要,“對於寫作者、批評家和文學研究者而言,我想,最為關鍵的問題可能是,在上世紀90年代以來重組的社會文化空間之中,在政治權力與市場之間建立複雜情境之下,究竟選擇何種位置,確立怎樣的文學信念和工作方向,是首位的問題.從這個角度上看,文化界、文學界的分代,是必然的,而且可以看作是一種積極的現象

改革開放以來30年的文學,相對於中國內地50～70年代的文學來,它的變化及取得的成就毫無疑問是巨大的.這種變化、成績,自然表現在作家、詩人數量,文學書籍、刊物數量的大幅度增加,表現在國家對文學管理制度的某種改善等方面,但最主要的標誌,則是若干優秀作家、優秀作品的出現.從深層的方面看,這種時代性的“轉折”、變化,最主要的是一定程度開放寫作者、讀者、批評家的心靈、想像的空間,和他們獲取開闊豐富的人類文化資源的可能性.這是推動文化創新、深化的一個重要的條件.

基於此,洪子誠完全不同意當代文學是垃圾或大多是垃圾的聳人聽聞的說法.雖然顧彬解釋說“垃圾”指的是衛慧、棉棉的作品.但顧彬對中國當代文學所表現的輕蔑之情顯而易見.其實對當代文學持否定態度的也包括一些國內學者與研究者,他們認為當代文學比不上現代文學.有研究者說,現代作家有許多感人故事,當代作家沒有自己的故事.他不能苟同,這是一種偏見,區別只是,現代作家的那些故事,反覆被講述渲染,而當代的故事,還未被認真講述而已.在當代,特別是近30年來的一些作家、詩人、散文家,也許尚不能和魯迅等大家相提並論,但他們和現代一些被過分“經典化”、“神聖化”的作家、詩人相比,並不一定遜色,有的甚至有所超越.當然他們的寫作距離我們在時間上過於靠近,他們也仍存在變化,因此,採取更為慎重、節制的態度是有道理的,但反過來不能構成輕忽、貶低這些年來作家、詩人艱辛探索的理由.

詩歌是衡量一個時期文學成就的重要標誌之一,但是洪子誠發現在大型文學研究活動、論壇、會議中很難看到詩歌及詩人的身影.詩歌的缺場是個奇怪的現象,他說,“我要為詩歌辯護.在當代,文學成績的評價標誌,有被小說文類壟斷的現象.這是不同時代文類關係的體現：在現代,小說成為文學的心、主導文類.”

主要從事中文寫作、中國當代文學史、中國新詩等方面的研究和教學工作的洪子誠認為,近一百年來,許多詩人在漢語語言,在探索現代人心靈、情感和經驗上付出的努力,應該給予重視.可是“新詩”的“合法性”至今仍是個問題.一個頗具反諷意味的事實是,前些年大家都在談論五四誕生的“新文學”已經終結,但是,作為“新文學”先驅的“新詩”,卻在“新文學”終結的時候,它的合法性、存在的價值,仍然是個問題.

談成績的同時也要進行反省.紀念改革開放不只是肯定成績評功擺好,更是一種檢視與反思,甚至可以說,認識這30年的限度、問題更為重要,“對於寫作者、批評家和文學研究者而言,我想,最為關鍵的問題可能是,在上世紀90年代以來重組的社會文化空間之中,在政治權力與市場之間建立複雜情境之下,究竟選擇何種位置,確立怎樣的文學信念和工作方向,是首位的問題.從這個角度上看,文化界、文學界的分代,是必然的,而且可以看作是一種積極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