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備在襄陽曾向司馬徽打聽人才方面的資訊，司馬徽第一次向劉備推薦了諸葛亮；接著，徐庶又向劉備鄭重地推薦了諸葛亮，這才引起了劉備的興趣，並最終形成了劉備“三顧茅廬”，請諸葛亮出山輔佐自己。

在傳統觀點和《三國演義》這部明代章回小說中，向劉備舉薦諸葛亮的一共是兩個人，一是徐庶即徐元直，另一個是司馬徽即司馬德操。

持徐庶薦諸葛的是《三國志·諸葛亮傳》，陳壽詳細記載了徐庶新野薦諸葛的經過：“玄卒，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身高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為信然。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延伸閱讀，《三國志》所有的文字記載都沒有提及司馬徽舉薦諸葛亮之事，文中提到的諸葛亮好友“惟”崔州平、徐元直二人。

而東晉襄陽人習鑿齒的《襄陽記》卻說：“劉備訪世事於司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見《三國志·諸葛亮傳》裴松之注引《襄陽記》）。《襄陽記》在記載司馬徽舉薦諸葛亮的同時還舉薦了“鳳雛”龐統，沒有提及徐庶薦諸葛之事，同時將諸葛亮的好友變成了司馬徽、龐德公、龐統三人。

另外，明代羅貫中的《三國演義》也有一些章節涉及了這個問題，但因《三國演義》是文學創作，其虛構的情節與史實相去甚遠，故暫且不表。先就《三國志》與《襄陽記》舉薦諸葛亮的不同記載做一個分析。從這兩段文字我們可以看出，《襄陽記》的記載與《三國志》有很大的不同甚至完全是相悖的。

第一，兩說地點不同。徐庶薦諸葛是在新野，司馬徽薦諸葛是在南漳。查劉備當時駐軍於新野無疑，而劉備見司馬徽則《襄陽記》沒有給出會見的緣由、經過和明確地點。而《三國演義》雲劉備馬躍檀溪後落荒至水鏡莊，此說已被學術界證明為小說虛構，非歷史事實。後人有以《三國演義》所云司馬徽故里水鏡莊舊址位於今天湖北省南漳縣的玉溪山麓，因無其他史料，且從此說。

第二，兩說舉薦物件略有不同，稱呼也略有不同。《三國志》中的徐庶僅僅舉薦了“臥龍”諸葛亮一人。而《襄陽記》中的司馬徽則舉薦了“伏龍、鳳雛”兩人。“臥龍”、“伏龍”意同字不同，南陽有臥龍崗，而襄陽有伏龍山。不過，後世採用最普遍的的是前者，是“臥龍”而不是“伏龍”。

第三，兩說舉薦的結果不同。《三國志》徐庶薦諸葛之後，“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遂詣亮”的表述充分展現了劉備求賢若渴的急迫心情，其間也沒有留出劉備再見司馬徽的空檔。而《襄陽記》司馬徽舉薦了諸葛亮、龐統之後就沒有了下文。尤其是司馬徽舉薦的“鳳雛”龐統，所有史書都沒有劉備哪怕是“一顧鳳雛”的任何記載，似乎兩人僅僅是說說玩笑而已。甚至直到龐統親自投奔劉備手下做耒陽縣令的時候，劉備似乎還不知道龐統是誰？究竟有什麼樣的能耐？足見司馬徽舉薦龐統為無稽之談。

第四，兩說之間沒有時間前後關聯的記載，從現有的史料來看，無論是《三國志》所記徐庶舉薦諸葛亮，還是《襄陽記》司馬徽舉薦諸葛亮、龐統，劉備似乎都是第一次聽說諸葛亮其人。也就是說《三國志》記載的徐庶新野舉薦諸葛亮時，事前沒有司馬徽襄陽薦諸葛；而《襄陽記》記載的司馬徽襄陽舉薦“伏龍、鳳雛”的時候，事前也沒有徐庶新野薦諸葛的任何蛛絲馬跡。

第五，兩說成書的時間不同，陳壽（233~297年）寫《三國志》時為西晉泰始十年(274)前後，距諸葛亮躬耕南陽(建安二年至十二年，即197~207年)近70年。而習鑿齒（？～383年）晚於陳壽百餘年，距諸葛亮開始躬耕已有173年。

由上述5個方面看來，陳壽《三國志》記載的徐庶新野薦“臥龍”諸葛亮，與習鑿齒《襄陽記》記載的司馬徽襄陽薦“伏龍、鳳雛”的兩說具有不可調和的矛盾，一定是一為真，一為偽；一為據史實錄，一為憑空臆造。

依我之見，陳壽所著二十四史之一的《三國志》距東漢末年時間更近，早於習鑿齒的地方野史《襄陽記》百餘年，況且陳壽在記載這一史實的時候，是從西晉中央王朝的角度出發，沒有地域觀念，按清代著名史學家趙翼《廿二史剳記》的史學觀點，後世校勘史書相互牴牾之處時，“多就正史紀、傳、表、志中參互校勘，其抵忤處，自見輒摘出”，即限定以正史作內校或外校，不取野史校正史，因為“間有稗乘脞說與正史歧互者，又不敢遽詫為得間之奇。蓋一代修史時，此等記載無不搜人史局，其所棄不取者，必有難以徵信之處。今或反據以駁正史之訛，不免貽譏有識”。趙翼的這個觀點很值得我們借鑑，陳壽在編寫《三國志》的時候，必定已經參閱了西晉初年他所能見到的所有史料，與諸葛亮有關的“此等記載無不搜人史局，其所棄不取者，必有難以徵信之處”。《三國志》中沒有記載諸葛亮與住在襄陽的司馬徽、龐統等人交往的文字必定有他的道理。而處於南北分裂的東晉習鑿齒在編寫《襄陽記》的時候，偏安南方、溢美家鄉的心態懷極為濃重，習鑿齒以蜀漢為正統，以諸葛亮為楷模，以家鄉襄陽為其摯愛，所以，置《三國志》已有明確記載的“躬耕南陽”於不顧，“借南晉之新虛，為東漢之故實”（劉昭《後漢書·注補志序》），“矜其鄉賢，美其邦族……置於地方，罕聞愛異”（唐·劉知幾《史通·雜述篇》），不僅“號曰”了一個《三國志》所沒有的“隆中”，而且臆造了許多襄陽人士與諸葛亮交往的“故事”，此等行為，不足為奇。

陳壽《三國志》、習鑿齒《襄陽記》，徐庶新野薦諸葛，司馬徽南漳薦諸葛、龐統，孰真孰假，依我個人之見，歷史上應該只有陳壽據史實錄的徐庶新野薦諸葛，而沒有習鑿齒臆造的司馬徽南漳薦諸葛、龐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