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先來審一下題，不同的理解，得到的結果不同。

著作，我們可以近似的理解為以下幾種意思：

第三種：大家認為是孔子作的；

《論語·述而》篇，有“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很明顯的告訴我們，孔子一生只是口授，沒有著述什麼東西，從這種理解上來講，孔子沒有著過書，那當然也不會有著作流傳。《論語》，《孝經》等都不是出自孔子之手，這是顯而易見的。

從《論語》、《孝經》、《孔子家語》這些經典的內容來看，絕大多數都是圍繞孔子講的。這種情況就看每個人怎麼理解了，《六祖壇經》是慧能大師的學生寫的，記錄的都是慧能大師的教誨，慧能大師不識字，自然也不會書寫，著書。他的弟子會寫，但是沒有老師的智慧。那記錄下來的書——《六祖壇經》，創作權，著作權，乃至所有權是否該屬於慧能大師呢？同理，孔子是“述而不作”——只是口授，並不寫下來，但是寫下來的《論語》、《孝經》、《孔子家語》等都是孔子的思想、言論。

第三種：大家認為是孔子作的：

這以《春秋》、《易傳》為代表。《春秋》是國史——孔子所在國家的官方歷史，相傳孔子修訂過。但是寫歷史和寫詩歌不同，歷史的時間、地點、人物、事件相對固定。換言之，誰去記錄都大同小異，這一點大家都各朝各代各種官方歷史和民間歷史記錄中可以得到印證——絕大多數記錄都是大同小異的。

但是，孔子修訂的《春秋》，除了按一般的歷史記錄法之外，創造性的引入了一樣東西——春秋筆法，就是在字裡行間寓意了褒貶，這種開創性，讓我們更接受《春秋》是出自孔子之手，因為後世流傳的《春秋》也是孔子修訂的這個版本。

《易傳》的情況也是如此，自古以來解釋《周易》的著述很多，孔子讀了《周易》之後，也寫了讀易心得，就是流傳下來的《易經》的下半部，也叫十翼。

所以，這個問題見仁見智，有廣狹深淺的理解：

認為孔子一生沒有留下著作，看法很高明，因為孔子是中華文化的集大成者，大思想家，他沒有用著述的形式來垂範後代子孫，這種認知很了不起；

認為《論語》、《孝經》、《孔子家語》等是孔子的思想，是孔子口授，別人代筆也無可厚非，大家從這些經典的內容去看，確實如此；

認為《春秋》、《易傳》是孔子所做，也有一定道理，這些說法流傳很廣，很久了。幾乎是定論了。

不妥之處，望指出。

孔子的學術成就，是從鑽研古代文化遺產開始的。他“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述而》第1章），強調繼承，反對憑空編造。他說：“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述而》第28章）。

孔子對《周易》進行了深入研究。他把《易》學由卜筮引向哲理。他引用《周易》恆卦九三爻辭“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說明沒有恆心的害處，並認為這樣的人還是“不佔而已矣”（《子路》第22章），辯證而理性的運用卦爻辭。儒家從哲理角度解釋《周易》的“十翼”，源於孔子的思想。它解釋乾卦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周易·象辭》）它解釋陰陽說：“一陰一陽之謂道。”（《周易·繫辭上》）

五經中有兩部是歷史書，一是上古文獻彙編《尚書》，一是孔子所在時代的《春秋》。孔子對《尚書》進行了整理，又依據魯國史書編纂了《春秋》，對魯隱公元年至魯哀公十四年曆史資料進行解釋和點評，把歷史作為資政工具，併為教學提供教材，為當政者提供參考。《春秋左氏傳》可以說是孔子心血的結晶之作，他一直都在整理完善補充，直到他逝世前。他按周禮和仁的標準，讚揚和肯定符合禮的人物言行，批評貶損違背禮和仁的人物事件，給當代人和後人樹立了效法的榜樣和警示的範例。他說：“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史記·孔子世家》）實際上，孔子在整理古代文獻典籍過程中揉進了自己的心血，也揉進了自己的思想，他把“中庸”“仁政”“禮”“忠恕”“正名分”等政治倫理思想，寄託在史書之中，運用史書來宣揚政治主張。

孔子對《詩經》的整理，是他為這個寶貴文化遺產至今能夠存世作出的巨大貢獻。《詩經》是公元前十一世紀至前六世紀的各類詩歌的總集。孔子刪繁就簡，對它進行了歸納和分類，並將其作為教材向弟子傳授。他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為政》第2章）”又說：“《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陽貨》第8章）他重視《詩經》的知識功能和曉喻教化作用，讓弟子把它作為從政做人的借鑑資料。他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子路》第5章）

作為學者的孔子其貢獻主要從整理著述史料、私人講學、向統治者和世人宣傳政治倫理思想三方面體現出來的。孔子對《詩》《書》《易》《禮》《樂》《春秋》都進行過整理，並把整理的內容作為教材用於教學。只可惜《樂經》沒能傳承下來。

其實，孔子的“述而不作”的“述”本身是有選擇的。比如孔子在根據史料整理《春秋》時，在注重“貶損之義”（司馬遷語）的同時，也注意了對一些歷史事件的“美化”，最典型的就是在《左傳·昭公七年》關於孟釐子因“病不能相禮”，臨死時囑其大夫讓兒子仲孫何忌（孟懿子）與仲孫閱（南宮适）拜孔子為師的記載。在《春秋》中，對歷史事件“補敘”的內容較多，多為“初（當初）”如何如何，而這裡卻是在當年的事件中直接交待了日後發生的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的內容是魯昭公二十四年時的事，在這裡提前做了交待。包括前文提到的魯襄公十年“師歸，孟獻子以秦堇父為右”後的“生秦丕茲，事仲尼”也是在當年的事件中交待日後發生的事，明顯都是補記的。

文化勢必有傳承，歷史勢必有沿革。孔子的“述”是繼承和發展，在“述”的過程中完善了他的學說。孔子的學說集前人思想智慧之大成，是對歷史發展的經驗的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