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不逢時的漢元帝黃龍元年(前49年)十二月,43歲的漢宣帝死於未央宮。接著,27歲的太子劉奭即位,是為漢元帝。劉奭是一個生不逢時的皇帝,在他登上帝位之前,西漢王朝就開始顯露出衰頹的趨勢,武帝時的強盛,昭帝以來的“中興”景象，逐漸變為當時人們的美好回憶。

一、繼位時的危機

在宣帝晚年的詔書中,不斷出現“民多貧,盜賊不止”(《漢書·宣帝紀》)的哀嘆,反映了社會的動盪和統治者的恐慌。在這種形勢下繼承帝位的漢元帝劉奭,面臨著他個人無法解決的難題,就是他自己在走上皇帝御座的道路上也並不是一帆風順的。

原來,劉奭雖然是宣帝的太子,但卻是宣帝微時在民間所生。劉奭母許皇后為昌邑人許廣漢之女。廣漢少時為昌邑王郎,後因有罪下蠶室,為宦者丞。上官桀謀反時,廣漢又因搜尋罪證無功,而坐論為鬼薪,後為暴室嗇夫。

當時的漢宣帝尚未被朝廷所承認,還是被稱為“皇曾孫”的一名普通的皇室子弟養於掖庭,與犯罪的許廣漢同寺而居。廣漢有女平君,年十四五嫁給內者令歐侯氏之子為婦,但未及過門歐侯氏子已死,廣漢遂將平君嫁與皇曾孫年之後,平君生子劉奭,又過數月,皇曾孫被立為皇帝。

依常規平君為皇后本不成問題,但由於她出身微賤,在宣帝即位之初,只封其為婕妤。而擁有大權的霍光則一心想讓自己的女兒當皇后,暗示公卿,但宣帝不忘微時所娶之許氏,終於立許倢伃為皇后。當劉奭8歲時,被立為太子。

劉奭雖勉強地被立為太子,但並未得到皇帝的寵信。逐漸長大的劉奭“柔仁好儒”《漢書•元帝紀》),對宣帝多用文法吏採取嚴刑鎮壓的辦法進行統治頗不以為然,曾當面對宣帝說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這種不合時宜的言論當然不會取得其父宣帝的好感,訓斥他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從此徹底失去對太子劉奭的信任,嘆道:“亂我家者,太子也。”

此後曾欲以淮陽王代替劉奭為太子,只是由於顧念許氏舊情才沒有實現。可見,劉奭即位前就不是一個幸運兒,劉奭即位後更是天災、人禍迭起。如“始即位,關東連年被災害,民流入關”(《漢書·雋疏於薛平彭傳》),元帝慌忙召見丞相、御史,指責各級官吏未能盡職:“惡吏負賊,妄意良民,至亡辜死,或盜賊發,吏不亟追而反系亡家,後不敢復告,以故浸廣。民多冤結,州郡不理上書者交於闕廷。二千石選舉不實。是以在位多不任職。民田有災害,吏不肯除,收趣其租,以故重困”。

皇帝的訓斥雖然十分嚴厲,但危機絲毫未減輕,此後地震、水災頻仍,百姓流離元元騷動,窮困亡聊,犯法抵罪”(《漢書·元帝紀》),“元元大困”“盜賊並興”(同上),“百姓饑饉,流散道路”(《漢書·薛宣朱博傳》),“盜賊多”(《漢書·王貢兩龔鮑傳》),由元帝至平帝時期史不絕書。

不僅武帝時那種“民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餘財”(《漢書·食貨志》）的昇平景象不見了,就是昭、宣時期的“吏稱其職,民安其業”的“中興”(《漢書·宣帝紀》)氣氛也一去不復返了。

社會上呈現的是農民流亡、騷動,階級矛盾激化農民反抗鬥爭由分散的、小型起義逐漸發展到集中的、大規模的農民戰爭。西漢王朝的頹勢確是由元帝時開始的。

漢元帝比起他前幾代皇帝來,真是生不逢時，然而西漢末年的社會危機根本原因既不能完全歸咎於元帝的無能,也不能僅僅歸罪於個別官吏的腐敗,而是有其深刻的社會原因的,那就是西漢末年的土地高度集中。

二、土地高度集中

土地不斷集中和小農經濟破產是土地私有制下普遍的規律。不過,在西漢昭、宣帝以前,尤其是武帝時期，西漢政府由於政治經濟上的原因,採取了一些抑制、打擊地主、豪商的政策,使大地主、豪商勢力的發展受到一定限制。

這是大統形勢的需要和加強君權的必然結果。而抑制大地主、豪商勢力的發展,也就降低了土地集中的速度,其客觀上是緩和了階級矛盾的。因此,在宣帝以前,儘管由於地主階級的壓迫和剝削加重,在一定時期使階級矛盾尖銳起來,但經過封建政府採取一些措施,就又歸於緩和。這充分反映了封建中央集權在當時的進步作用。

不過,“大一統的形勢,又造成絕對君權與豪商、地主勢力的發展起了嚴重衝突;豪商、地主的勝利,那就是絕對君權的屈服,大一統的瓦解”。漢元帝以後,“絕對君權”與武、昭、宣時期相比明顯地衰落下來。於是,地主、豪商勢力的發展限制減少,結果土地集中的速度自然就加快了。

自漢元帝以後,封建政府即不得不放棄打擊豪強的政策，不僅漢武帝時期實行的打擊豪強地主政治勢力和剝奪他們經濟財產的種種措施逐漸統統取消,而且,自漢初以來就奉行的強幹弱枝方針,到元帝時也不能不改變。

以前西漢各代帝王均借修陵園之機,將各地豪強地主集中於京師附近,以削弱他們的勢力。到元帝時連這一辦法也行不通了。他為自己起初陵時,說過去“徙郡國民以奉園陵”,弄得“東垂被虛耗之害,關中有無聊之民,所以這次修陵“勿置縣邑使天下鹹安士樂業,亡有動搖之心”(《漢書•元帝紀》)

在這種冠冕堂皇的詞句背後,實際是反映君權衰落,缺乏打擊地方豪強的力量。可見,這種“動播之心”已經使得皇帝不得不對“郡國豪傑”作出讓步。讓步的結果就使皇族、貴戚、官僚、商人和豪強地主依仗其政治經濟特權,瘋狂兼併土地,促使土地的迅速集中。

三、政治昏暗吏治腐敗

漢末的政治昏暗起於元帝，上自皇帝,下至官吏,誰都認這是一個“極亂”(《漢書·眭兩夏侯京翼李傳》的時代。當時的人們嘆息“孝宣之業衰焉”(《漢書·元帝紀》),吏治一天比一天腐敗。

如元帝之世“天下俗貪財賤義……綱紀失序,疏者逾內,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僥倖,以身設利”、“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忮害好陷人於罪,貪財而慕勢”(《漢書·匡張孔馬傳》)。

這些王公貴戚,不僅把持朝政,而且生活極端腐朽,大肆揮霍國帑,鋪張豪華至極,如“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傾動前朝,薰灼四方,賞賜無量,空虛內臧,女寵至極，不可上矣,今之後起,無所不饗,什倍於前”(《漢書·谷永杜鄴傳》)。

在中央,外戚、宦官迭相專權,各地則貪官汙吏橫行不法。如元帝時“(丙)顯為太僕十餘年,與官屬大為奸利,臧(贓)千餘萬”(《漢書·魏相丙吉傳》),“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汙不軌,郡之錢盡入輔家”(《漢書·趙尹韓張兩王傳》）。

四、元帝荒淫腐朽

元帝時，在皇宮之內消耗著大量的財富,皇帝本人的荒淫無恥生活一代勝過一代“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後漢書皇后紀》。

元帝號稱“仁柔”、“恭儉”(《漢書·元帝紀》但僅後官妻妾妃嬪,多得“不得常見”只好“使畫工圖形,案圖召幸之”,以至“諸宮人皆賂畫工多者十萬少者亦不減五萬”《兩京記》)至於其他用度耗費更為驚人:“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方今(元帝時)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歲費數鉅萬。蜀廣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費五千萬,東西織室亦然馬食粟將萬匹”“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漢書•王貢兩鮑傳》）。

當時就有大臣率直地指出:元帝“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漢書•雋疏於薛平彭傳》),距亡國不遠了。

（正文完）

公元前49年，漢宣帝劉詢駕崩，西漢王朝迎來第八位皇帝-劉奭，早在做太子時，劉奭便傾心於儒教，如今他終於有機會實踐他的政治理想。在劉奭看來，大漢王朝在儒政的教化下必將開啟一個嶄新的時代，然而，誰會想到，隨著漢宣帝一同遠去的，竟然是屬於整個西漢王朝的黃金時代。

無論是遷徙人口充實陵邑，還是在各地郡國的帝王宗廟舉行祭祀，都是耗資巨大的活動，在西漢前期和中期，國家有足夠的財力來支援這樣的活動。然而，到了劉奭時期，漢朝開始顯露疲態，傳統諸侯國也漸趨衰弱，代之而起的是通過土地兼併產生的豪強地主。這些的新興的地方豪強，有著自己的經濟、政治利益，皇帝也無法強令他們遷徙人口，於是劉奭的政策只能內縮，不得不廢置陵邑，罷棄宗廟。

其實，劉奭真正信任的並非儒生，而是宦官，他的邏輯很簡單：宦官在外沒有自己的家族，在內被士大夫唾棄，無法結黨營私，只能忠心耿耿地服務皇帝，因此，劉奭表面上對儒臣恭敬有加，實際上卻將權利，交給了以弘恭和石顯為首的宦官集團，開啟了漢代宦官擅政的先河。

此時的劉奭，將權利交給了宦官集團，過起了悠閒的生活，在西漢諸帝中，劉奭可能是最具文藝色彩的，據說他寫得一手好篆書，彈琴鼓瑟，辨音協律等技藝，也令人歎為觀止。不過劉奭的身體，始終不是很好，據史料記載，他在30多歲時，竟然發齒脫落，老態龍鍾，這樣一位病弱的皇帝，能為國家帶來什麼呢?

劉奭沉浸在儒生與宦官為其營造的“天下無事”的幻境中，雄心壯志消失殆盡，興趣轉向後宮，西漢朝廷陰盛陽衰，更致命的是，劉奭的皇后王政君，就是這位皇后，間接影響了西漢最後的歷史。

劉奭走得匆忙而困惑，為什麼仁人愛民的國策不能令百姓安居樂業？不能讓官員克己奉公？不能使國家重回巔峰？

其實人們評價當權者的好壞經常會和當時的王朝興衰相結合，王朝興，則帝明，王朝亡，則帝昏。人們都喜歡把一切的根由歸結於一個主要人物身上，而往往忽略了當時的社會環境。

就如明朝崇禎帝一樣，面對千瘡百孔的王朝，他雖有所作為，但依舊心有餘而力不足，招致滅亡。後人的評價也總是去挖掘出他的一個個過錯上，認為滅亡的原因就是如此導致的，但事實真的是這樣嗎？就好像人們失敗後總要為自己找到一個能夠說服他人、說服自己的理由一樣。

漢元帝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雖說元帝的能力並不是很強，但也並無大過。但他當時所處的時期正是漢朝的衰敗期，他的儒學治國在當時確實並不合適，反而被一些有心機的人所利用。所以他是不適應於當時的那個時代，就如明朝崇禎帝一樣。

但說他們是昏君，我感覺都是不太準確的，一切都只是後人評說罷了。就和現在的輿論導向一樣，至於真正的事實是什麼，又有誰去關注呢。

一句話總結，漢元帝是一個好人，一個溫良的君子，但他不是一個合格的帝王，不是儒教國家合格的神。

他可以與宋徽宗類比。

儒教國家的帝王，就是人間的神，所謂天威難測，就是神威難測，帝王之威難測。

要做好儒教國家的當權者，必須要抽時機展現自己的神威，有時表現為心狠手辣也必須毫不留情，否則就將大權旁落，成為傀儡，因為你不當神，儒教國家的統治者必須要求是神，這樣就必然造成他人成為偽神，作為一個帝王這就是完全不合格，也是失職的。

為什麼孔子沒有主政時，表現十分儒雅，等到孔子一當權，馬上心狠手辣誅殺少正卯，就是展現儒家的真諦，為什麼法家實際上就是學自儒家，也是為此。

德主刑輔，儒家本來就是主張當權者必須要適時展現一下神威，讓老百姓認識到你是一個神，而不是像老百姓一樣普普通通的人，距離永遠是權力的真諦，作為一個帝王這是起碼的素質，不然肯定是不合格的，要受時代淘汰的。

刑主德輔，法家與儒家並沒有本質的不同，只是刑罰多一點，還是教化多一點，法家也並不拒絕教化，其本質是一致的，要學好儒家，就必須學好法家，反之亦然。

所以漢元帝的問題是學問做偏了，沒有保持中庸，沒有陰陽平衡。

漢元帝，西漢漢宣帝與其平民皇后許平君兒子。從小喜好儒學，崇尚仁政。因其治國理念與漢宣帝差別太大，宣帝多次想廢除其太子之位，可念及與許平君的感情，最後沒有廢。

漢宣帝，西漢中興之主，其在位時期史稱昭宣中興，一生經歷坎坷。其治國理念是漢武帝的王道與霸道雜而用之。可漢元帝多次表達不同意見，頂撞漢宣帝，建議少殺伐重儒學仁政。漢宣帝多次教育他可是沒有用。

漢元帝繼位後重用儒生，完全丟棄了霸道，所以天下土地兼併嚴重，且儒生勢大後沒有制衡力量成就了真正的獨尊儒術、罷黜百家。最後不得已漢元帝只得重用宦官來制衡儒生，以致大權旁落，後戚做大，擾亂朝綱，遺害無窮，最後王莽串權，滅了西漢。

漢宣帝曾說，亂我家國者必是太子，後來證明此話不假。漢元帝一生雖勤政，但說他是昏君不為過，因為他不懂他的先祖漢武帝獨尊儒術只是手段，只是用來尊王攘夷的一種手段，而不是治理國家的長久不變之法。

最昏的一點，他居然不知道自己後宮裡面有四大美人之一的王昭君。

直到準備送假冒公主去和親時才發現後宮居然還有一個這樣的大美人。

朝綱紊亂，結黨營私，他還偏愛宦官，不聽諫言，自以為是，空有理想，不切實際最後造成了宦官做大，呼風喚雨，一呼百應，吏治腐敗，民不聊生。這樣他還不算昏君嗎？不以為天下仁為仁，而以小仁小義為仁，還算仁君嗎？

漢朝沒有昏君，衰落的唯一原因是外重內輕的政治格局，一旦出了娃娃皇帝。大權很容易落於宦官，外戚之手。如果是一代娃娃皇帝，皇帝最終還能實現成年奪權，乾綱獨斷。幾代娃娃皇帝。必使皇權旁落。

劉奭繼位之後，跟你問的問題中描述的詞語簡樸愛民、勤於政事等等一些褒義詞一樣，劉奭的出發點和一些思想還是非常積極向上的，但是由於他的柔懦和錯誤思想，註定不會有所作為的。比如他爸去世時給他留下的輔佐大臣蕭望之，被他寵幸的宦官石顯輕易的就弄死了，蕭望之的死劉奭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加上後來另一位輔政大臣弘恭病死，朝中的大權就慢慢落在了石顯這個宦官手裡。說到石顯宦官專權和劉奭的奇葩思想有關，劉奭認為宦官形單影隻沒有家庭，也就不會結交複雜的黨羽，宦官才是最可信的。劉奭另類的思想加上善於玩弄權謀的石顯，那麼後來宦官石顯一家獨大也就不足為奇了。石顯的崛起，劉奭的架空，哪怕劉奭再有滿心的抱負，也只能是紙上談兵無法實現了。

漢元帝是漢朝由盛而衰過程中，具有轉折意義的皇帝。他喜愛儒學經典，也能簡樸愛民，又勤於政事。那為什麼會被視為昏君？我認為原因主要有三個方面:

一、他的光芒被之前漢朝的幾位明君，尤其是他的父親漢宣帝所掩蓋。漢宣帝治理成效太大，漢元帝后繼無力。

二、好儒生懦，漢元帝形而上學和條條框框限制，使得他並不強勢，從而導致大權旁落，甚至出現漢朝首次宦官專權的情況，外戚與宦官聯合逼死了蕭望之。

三、漢元帝選擇的道路已完全不同於漢朝之前的道路，走偏了，用他父親漢宣帝的話講，漢朝的制度是王道與霸道相雜，漢元帝卻夢想純用儒術治國，卻沒有力度。

雖然漢元帝時期漢朝因慣性仍然強大，但漢元帝本人毫無疑問算是昏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