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回答"文筆之辨"，首先要將相關概念略做梳理。

在文學批評史文獻中，關於文學的定義名目繁多。在中國文學史中，有一種考據是，"文學"一詞最早出現於孔子的《論語》，意思是指讀書知禮等。

先秦時期，文學的概念是很廣的，就相當於今天的學術學問或是文物制度，"質勝則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論語•雍也》），這其中的文就是這個意思。在孔子的時代，文也有文辭的意思，與今天的文學意義有所關聯，所謂"言之無文，行而不遠"。

據學者研究，兩漢時期，學術之"文"和文學之"文"便被加以區分了，前者用文學來表示，後者則用文章來概括。到魏晉南北朝時期，"文學"和"文章"的區分已不再明顯，兩個概念經常並舉，意思接近於今天所說的文學意義。例如，范曄在說到"文章"或"文學"時提出："情志既動，篇辭為貴"（《後漢書•文苑傳贊》），這已經近乎我們今天研究的文學。此後，文學這一概念就在中國文學史上被確立起來。在這期間發生的"文筆之辨"，可以看作是對文學具體含義的深入探究。它是南北朝時期對不同文學作品的分類，代表著當時的文人對文學特性的認識。

上文已經說到，漢代以前沒有純文學的概念，"文學"和"文章"是混為一體的。魏晉六朝期間，隨著文學的發展及文學獨立性的提高，人們開始注意到不同文體的特徵及區別。曹丕有"詩賦欲麗"說（《典論•論文》），陸機認為"詩緣情而綺靡"（《文賦》）。南朝時，首先是詩歌的"緣情"特點更受到關注，批評家們認識到並非所有的文章都有感發意志的功效，某些文體需要追求情感的感染力；其次就是人們更關注"聲韻"，沈約提出"四聲八病"說，謝朓認為"詩歌圓美流轉如彈丸"。在這樣的背景下，人們根據作品的音韻和抒情的特點，將不同體裁的作品區分開來，"文筆之辨"就是這一文學發展過程的產物。

1.顏延之的"文筆說"

"文"和"筆"的對舉較早出現於南朝文學家顏延之的"峻得臣筆，測得臣文"（《南史•顏延之傳》）這是當時宋文帝曾經問顏延之的兒子的才能，顏延之回答說："顏竣得到我的筆法，散文寫得好；顏測得到我的文法，韻文寫得好。"這裡的"筆"，並非書法，而是一類文章。六朝時期的文章分為"文""筆"兩大類，區別的標準就看有沒有用韻，劉勰在《文心雕龍•總術》中說，"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現在我們不這樣劃分，"文筆"，也成為文章內容的代名詞。

根據歷史上顏峻和顏測作品的實際情況來看，"筆"更多指應用類文體，"文"則是抒情類作品。"筆體"適用於君臣之間的政事等應用性文章，"文體"適用於各人群之間能夠引起寫作興趣的以抒發情感為目的的抒情性文章。此外，《文心雕龍·總術》中間接提到他的文筆觀："顏延之以為："筆之為體，言之文也；經典則言而非筆，傳記則筆而非言。""

2.劉勰的"文筆說"

劉勰進一步強調"文""筆"之別，劉勰總結當時的情況為是"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為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文心雕龍·總術》）這種說法反映了當時文學作品普遍慣用聲律對偶，公文類應用文章則較少使用聲律對偶的現實情況。但是他認為以有韻和無韻這種形式區分"文"和"筆"其實不能揭示文學作品與其他應用類文體的本質區別，因為文學作品可以以散文寫成，非文學作品也可以以駢文寫成。

所以劉勰的觀點是："予以為發口為言，屬筆曰翰，常道曰經，述經曰傳。經傳之體，出"言"入"筆"；筆為言使，可強可弱。六經以典奧為不刊，非以"言"、"筆"為優劣也。"這裡給出翻譯：『我認為：口頭說的叫做"言"，書面寫的叫做"筆"；說明永久性道理的叫做"經"，解釋經書的叫做"傳"。經和傳的體裁，就顯然不應屬於"言"而應屬於"筆"了；用筆寫來代替口說，文采可多可少。儒家經典以其內容深刻而不可磨滅，並不是以顏延之所謂無文采的"言"和有文采的"筆"來定其高下的。』可見，顏延之認為從文采講，經典是"言"，而非"筆"，即文學性不足，而傳記文學性要比經典足，故經典非"文"。

3.蕭繹的"文筆說"

南北朝梁元帝蕭繹更強調"文"與"筆"在情感、音律、辭采方面的區別。他認為屈原、宋玉的文章是"文"，因為他們一是"吟詠風謠，流連哀思"（《金樓子·立言》），二是"綺縠紛披，宮徵靡曼，唇吻遒會。"而"筆"則是所謂"不便為詩如閻纂，善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謂之筆"（《金樓子·立言》）。從這一點看，他對"文"與"筆"的區別，一是在於對作品音韻之美的重視，二是在於對作品抒情性的重視。蕭繹強調"文"的聲律之美與情感效用，對"筆"則強調其現實功用和合乎體裁，更近於後代實用文。

結語："文筆之辨"是六朝時期文學類別分化的現象，也體現了人們對文學特點的重視，對後來影響很大。例如唐代進士考試中"雜文試"就是沿襲六朝"有韻為文"的文類標準，進士考試中以"詩賦"為"文"類的代表，以"策"為"筆"類的代表，都是受文筆之別的影響。由此也可以看出，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學自覺有著十分重要的影響力，也為後來唐代文學的繁榮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