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其實這是華人的一個誤區，因為很多華人都不瞭解西方文明的歷史，更不瞭解西方的軍事發展史，所以對於戰場上雙方的謀略博弈不清楚。而華人對於老祖宗的兵法和歷史故事很熟悉，一本三國演義就足夠讓偉人感嘆它的神奇了。所以我認為這是很多華人認為華人打仗用謀略的原因。其實古代和近代的歐洲出現過很多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經典戰役，比如坎尼會戰、土倫戰役、奧茨特里茨戰役、薩拉託加戰役等等。都離不開戰場指揮官的英明決策和排兵佈陣，只是華人不瞭解罷了。

中國有孫子兵法，外華人有《謀略》、《戰爭論》等經典著作。

2、中國歷史上注重時史料記載，而且二十四史沒有中斷過，所以對於歷朝歷代的戰爭記載的很全面詳細，而且還是官方組織編撰，史官可以翻閱很多的檔案資料來幫助自己編寫。而歐洲歷史相當於中國來說主要還是以分裂混戰為主的，在歐洲中世紀和近代時更為明顯，歐洲長期割據混戰，沒有形成過大一統的局面，歐洲國家有檔案資料的記載，但是缺乏編撰史書的習慣，而且，古代歐洲識字率相當低，除了教士和一些貴族外，很少有人認字，所以歐洲的歷史資料記載相當不成體系，經常因為各種原因而中斷記載，而且史料少，歐洲人瞭解詳細的戰爭情況都有些困難，華人更難理解。

3、謀略，即計謀策略，是矛盾雙方（兩個以上的人或集團）最大限度的運用精神力量和物質力量實現各自預期目的與效果的藝術。為創造有利條件實行全盤性行動的計劃和策略，最大限度的運用各種力量，以實現各自的目的。以長期、綜合性觀點來看，謀略即是“創造致勝條件而動用各自精神力量和物質力量”。精神力量是指智慧、言論、文化、傳統和科學技術等；物質力量是指所掌控具體的實物資源，如戰爭的核力量、軍隊、戰備物資、財力、人力等等。我們華人認為的謀略更多的傾向於雙方之間的勾心鬥角、爾虞我詐，更傾向於精神力量的博弈，其實千萬不要忽略了物質力量在決定戰爭勝負的作用。華人取得戰爭勝利可不僅僅是僅靠運籌帷幄的，比如火燒赤壁之所以能成功不能把功勞都算在連環計上，還不要忘了東吳水軍靈活機動的作戰力量。反之，西方國家軍隊也一樣，西方戰爭的勝利也不僅僅是物質力量上的勝利，還有精神力量的博弈。西方軍隊打仗喜歡擺方陣，看似很呆板，其實方陣戰術是要用多兵種的嚴密配合，優勢互補，以確保軍隊的防禦力，生存能力，整個方陣的組織行動都是很有講究的，並且方陣很適合歐洲的地理環境，能沿用千百年而不衰的方陣，其實蘊含著歐洲兵家卓越的智慧的。

歐洲以及後繼國家的戰爭，也是講謀略的，但水平不如中國，他們似乎更依賴實力對決。這個現象，可能跟歐洲諸侯國間實力比較均衡，戰法上講究在精神上壓制對手比較常見。同時，歐洲地勢比較平坦、單純，氣候條件差異不大、變化較少，宗教意氣用事的成分較多，不懂得天時、地利、人和的辯證關係，所以大腦不會轉彎，想不到揚長避短、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法門。中國有史以來就面對一個各個方面、各個層面都不均衡的格局，養成了艱難的生存手段，這就是謀略。

同意@那個蟲兒敢作聲 的回答，我們華人對於西方歷史並不是那麼瞭解，更不要說，西方軍事史。相反我們對於我們中國歷史上的戰爭卻比較熟悉，更不要說很多演義、話本等將我們中國歷史上的戰爭中所使用戰略戰術神化了，就像@那個蟲兒敢作聲 所提到的《三國演義》，《三國演義》本身就已經將很多人，比如說諸葛孔明神化了，給人留下了“多智而近妖”的形象；而這卻幾乎是我們華人對中國古代戰略戰術最初最直接的認知來源，但事實上，這真的不是歷史。仔細看一下《三國志》、《資治通鑑》就會發現，三國時期的確湧現了很多優秀的軍事家、戰略家和政治家，但真的沒有《三國演義》中所描述的那麼神奇。另外，決定戰爭雙方勝負的根本因素還是雙方實力對比，所以《孫子兵法》才說“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千里饋糧，則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這也是為什麼三國曆史上是北方的曹魏及其後繼司馬家的晉朝統一三國，而非有“多智而近妖”的諸葛孔明輔佐的蜀漢統一（別拿什麼電視劇說事，近些年拍的這些所謂歷史劇，有幾個尊重歷史的）。

其次，中國古代有不少兵書，我們最熟悉的就是《孫子兵法》，除此之外，還有《武經七書》中的其他六部兵書，包括《吳子兵法》、《六韜》、《司馬法》、《三略》、《尉繚子》、《李衛公問對》等。可以說我們中國古代在軍事戰略上是高度發達的。但如果熟悉西方軍事思想史的話，就會知道，西方歷史上也有很多著名的兵書或者軍事思想史著作，例如古羅馬人福隆提納（Frontinus, AD 40-103）曾編著以“Strategemata”為書名的三卷本兵書。東羅馬帝國將軍、皇帝毛里斯（Maurice）曾著“Strategikon”一書，意為“將軍之道”，以教育將領。再比如說近代歐洲薩克森的莫里斯的《有關戰爭藝術的設想》。當然，還有總結拿破崙戰爭經驗教訓，對今天的軍事戰略有重要影響的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和約米尼的《戰爭藝術》等。

另外，西方歷史上，很多戰役也非常突出的體現出了指揮官的軍事指揮藝術。例如第二次伯羅奔尼撒戰爭中雅典為首的提洛同盟和斯巴達為首的伯羅奔尼撒同盟之間的戰爭，既有指揮官指揮藝術的體現，也反應了拙劣的指揮可能會導致的災難；第二次第二次布匿戰爭中，漢尼拔和費邊的交鋒，也是非常精彩的。而近代以來，西班牙無敵艦隊入侵英國的戰役，路易十四時期雙方的交鋒、拿破崙戰爭期間拿破崙的指揮藝術，無不體現了對戰爭藝術（大致相當於我們華人所說的謀略）的應用。

因此，認為西方歷史上不注重謀略的觀點，有些偏頗。事實上，如果對西方軍事史比較熟悉的話，就會發現，其實西方歷史上對戰爭藝術的研究和應用，也有很高的水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