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認為統治人才需要具備“德與藝”兩方面條件。從兩者的內在關係看，德是藝的思想基礎，藝是德的體現手段。德比藝是更為根本的條件。如文學寫作與道德修養的關係，道德修養是文學寫作的根本前提，“夫所謂文章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實之美惡，本深而末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因此要像古代偉大作家一樣寫出流傳千古的文學作品，一定要特別重視道德修養，以道德修養為根底，才可能有光輝的文學作品。韓愈在教育實踐中把道德教育放在首要的地位。韓愈認為道德根源於人性，基本內容是仁、義、禮、智、信五項道德準則。五項之中最主要的是仁義兩項。仁義是全社會公認的道德規範，人有沒有道德，其區別就看他存仁義或棄仁義。仁義並非高不可攀的目標，只是實行對人類的博愛而已。道德教育以仁義為核心，有道德修養的人，必定是“內仁而外義，行高而德巨”。韓愈從社會實際需要出發，吸收前人的道德修養理論，總結自己的修養經驗，提出了一些有價值的修養要則。“責己重以周，責人輕以約。”他主張要正確地對待自己和對待別人，協調我與人的關係。要協調關係，對自己的要求應當全面而嚴格，以鞭策自己不懈地提高道德修養，對別人的要求應當寬鬆而簡單，別人也就樂意為善或改過從善。而現實的情形恰好相反，一般人對別人要求求全責備，對自己要求則很低很少。他對這種現象產生的原因和危害作了分析，認為根源是怠和忌，怠者對自己沒有要求，不能提高品德修養，忌者害怕別人品德修養獲得高度評價，而對別人進行詆譭。韓愈關於責己和待人的思想，是孔丘“躬自厚而薄質於人”思想的繼承和發揮。“思省自勉”，道德修養的關鍵在於從主觀上提高認識，需要個人認真深入地反省思考。他在《進學解》中說：“行成於思，毀於隨”。德行的成就在於認真深思，毀壞就在於放任自棄。因此應當經常與道德規範進行對照而反省自己的行為，對不合仁義規範的行為，雖然沒有造成嚴重後果，也應當感到後悔，防止再犯。他認為在道德面前有君子與小人之別，不成為君子，便落為小人，一切都取決於自己。“賢不肖存乎己……存乎己者，吾將勉之”，要在主觀上保持一種上進心，勉勵自己成為道德修養高的人。“知過能改”，韓愈認為對待過錯也是一個道德修養問題。過錯不僅是已經表現出來的言或行，沒有表現出來的心思不正也是一種過錯。他說：“所謂過者，非謂發於行、彰於言，人皆謂之過，而後為過也。生於其心，則為過矣。故顏子之過，此類也。不貳者，蓋能止之於始萌，絕之於未形，不貳之於言行也。”有些人犯了過錯已有認識，對改正錯誤持什麼態度便成為重要問題。他說：“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是無勇也。”較積極的態度應是勇於改過，改過是為了不再有過，應該受到讚許。

一說到韓愈，很多人馬上想到的是“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想到的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殊不知，韓愈的身份除了文學家還兼思想家。在思想方面的貢獻就不得不提到他的“道統”論。

首先，談一下道統論。何謂道統？就是指以儒家的仁義道德為系統理論的一種學說。在隋唐之際，儒釋道三者合流，但爭奪正統教派的鬥爭還在繼續。特別是當時寺院經濟的發展，使佛教勢力在全國範圍內佔據強有力的地位，相比於漢代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霸道地位，此時的儒家勢力有點暗淡黯淡。基於此，韓愈攘斥佛老，以儒反佛，在國內掀起了重振儒學獨尊地位的大旗。事情源於唐憲宗的一項活動，這為皇帝放著好好的皇帝不當，卻派宦官將陝西法門寺所藏的一塊佛骨迎入宮中供奉，還讓各寺廟輪流供奉。其實，這只是一個導火索，但韓愈實在看不下去了，於是上書皇帝，說這是傷風敗俗，傳笑四方的醜事，建議皇帝趕緊燒了，以絕後患。這一說卻是撞槍口上了，皇帝那麼崇佛，韓愈卻和皇帝對著幹，當然是沒有好下場的。大概是出於韓愈的好人緣，皇帝本來是要賜死的，但群臣都幫著他說話，就免除一死，由刑部侍郎貶為潮州刺史。於是遙想當年還背過這樣一首詩：一封朝奏就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欲為聖明除弊事，豈將衰朽惜殘年？當時根本不懂當時的歷史背景，現在明白之後覺得韓愈真是一位英雄，這種與世界為敵的態度令人可敬。（與佛教勢不兩立）

韓愈為什麼那麼跟佛教過不去呢？原因有三：其一，佛教（也包括道教）對國計民生傷害巨深。本來士農工商四民的物資就不怎麼夠，現在蹦出來和尚和道士，他們這些人還不幹活，坐享其成，給那些窮苦百姓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對此，四民中的韓愈，看不慣這些人強盜行徑，於是就替百姓發聲了。其二，推崇佛教對於之前建立的聖人文化就是一種毀滅。韓愈是受儒家文化薰陶下長大的，而且受益於儒家文化，因此，他對儒家文化有著深厚的情感。佛老想鳩佔鵲巢，門兒都沒有。其三，佛教破壞五倫綱常。這個很好理解，本來一家幾代同堂好好的，結果歸入佛門之後呢，你懂得啦。這樣，他就以儒家的封建綱常倫理道德來批判佛教的出世倫理。說實話，確實有幾分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