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 管道昇《蘭花圖》

明代狎妓之風盛行，青樓妓館更像是文人雅士的交際沙龍。能領一時風騷的名妓，必定是談吐不俗、懂得詩詞歌賦甚至能夠寫字畫畫的，馬守真就是其中之一。

明 馬守真 蘭花圖

馬守真，小字玄兒，又字月嬌，號湘蘭，金陵名妓。她聰穎機敏，為人輕財重義，能詩擅畫，以畫蘭之精、畫蘭之專而揚名江南，因此自號「湘蘭」，所繪之蘭草柔韌而飄逸，竹枝細秀而挺拔，有一種長於自然中的生機之美，從用筆、施墨到構圖都極其隨意。馬守真的蘭竹與傳統文人畫家尤其是「吳門畫派」中文徵明等人的花卉畫風頗多相近，在一定程度上顯示出青樓畫家對傳統文人畫家審美的迎合。

明 馬守真 《石蘭竹圖》

另一位女畫家文俶，則是標準的大家閨秀。

文俶，字端容，長洲人（今蘇州），文徵明的玄孫女。文俶性聰慧，所畫花卉草蟲皆工整精細，擅沒骨暈染，鮮妍生動，亦畫蒼松怪石，筆法老勁。清代張庚在《國朝畫徵續錄》中讚譽「吳中閨秀工丹青者，三百年來推文俶為獨絕雲」， 評價甚高，她的花鳥畫在閨閣畫家中有著較大影響。

明 文俶 《花卉圖》冊（其中之一）

從文俶的家世，再看她的畫作，可以知道她是一位有著深厚文化修養，頗有才華的女性，但是在封建社會里，閨閣中的才華是不宜過多宣揚的。文俶在畫中的落款是「天水趙氏文俶畫」，另外還有「趙文俶印」的印記，冠以夫家籍貫姓氏，恪守著禮法規矩，就像她的畫作，中規中矩，一絲不亂。

明 文俶 《秋花蛺蝶圖》

女畫家是否有家庭、婚姻約束，對她們的創作動機、成名途徑等各個方面都有很大影響。在家庭、婚姻制度內從事繪畫創作，首先需要得到家庭內部男性的接納、認可；其次女畫家自身與外界的聯絡有限，只有透過身邊的男性才能將作品向外界傳播。具體而言，皇室女性與世家女性又各有其差異。

清 慈禧 御筆花卉條 北京藝術博物館藏

皇室女性除有家庭、婚姻的束縛外，因其依附於皇權，禁錮更為嚴苛。大多數的皇室女性深居內宮，常年與世人隔絕，不免容易滋生空虛寂寞的情愫、顧影自哀。為排遣這些情緒，她們需要“以無益事，遣有崖生”，書畫、佛事、女紅、聽戲、撲蝶等自然是消磨時光的極好方式，尤其是以書畫自娛在後宮中較為普遍。明清皇室女性中有藝能者不少，富盛名者亦多。如清代慈禧皇太后，常繪花鳥蟲魚、梅蘭竹菊、山水、古松等內容，筆意蒼老。北京藝術博物館藏其繪畫作品10餘幅，畫題廣泛，有《御筆花卉條》、《山水軸》、《梅鏡心》、《魚軸》、《松軸》、《墨梅橫幅》、《壽桃軸》、《花鳥屏》、《花鳥摺扇》等，除未見有人物畫外，其他題材均有涉略。

清 慈禧 “虎”字軸 北京藝術博物館藏

此外，她還喜用丈餘蠟箋書寫擘窠大字，北京藝術博物館藏此類書法作品不到10幅，全都尺幅驚人，氣勢磅礴。如《“虎”字軸》、《“壽”字條》、《“頤壽”字軸》、《書法條》等。在清代皇室女畫家群體中，慈禧皇太后的名氣較大，這不僅得益於其大量存世作品的廣泛傳播，眾多代筆者的聲名烘托也不容忽視。慈禧皇太后作為晚清政壇的實際操控者，其書畫創作的動機不可一概而論。既可能有政事之餘的消遣，也可能有為政治之需的專門創作。後者創作的數量更大，每年多至數百幅，已屆年老的慈禧自然無法獨自完成，必須透過大量代筆才能實現。

據文獻所載，慈禧在書畫方面的代筆者不少。繪畫方面有女畫家阮玉芬（字蘋香）、繆嘉惠（字素筠，1842-1918年）等，名噪一時；書法方面的代筆者大多是當時的翰林及大學士們，如潘祖蔭、張仁黼等人。北京藝術博物館藏慈禧書畫作品多數是他人捉刀代筆之作，其藝術面貌不一、水平參差不齊即為明證。

清 端康皇貴妃 硃砂虎字軸 北京藝術博物館藏

除慈禧外，清代皇室女性中還有不少以藝能揚名者，如同治帝的瑜皇貴妃和榮慧皇貴妃兩位皇妃就都有繪才。此外，光緒帝的兩位皇妃端康皇貴妃與恪順皇貴妃也都素愛丹青。端康皇貴妃（1873-1924年，瑾妃）與妹妹恪順皇貴妃（1876-1900年，珍妃）都是禮部左侍郎長敘之女，兩姐妹自幼喜歡讀書作畫，尤其喜歡讀《紅樓夢》，曾召請畫師到長春宮繪製紅樓壁畫。北京藝術博物館藏《端康皇貴妃“龍”字軸》、《端康皇貴妃硃砂“虎”字軸》兩幅作品就是瑾妃所作。

明 文俶 花鳥軸 北京藝術博物館藏

出身世家的女畫家，在藝術上的成名似乎都有著一個共同的特點，即家庭中至少有一位有社會影響的男性，或名父、或才夫、或令子等。例如文俶，其玄祖父文徵明乃藝壇大家、畫派領袖，父親文從簡也精於書畫、有名於時。館藏文俶的《花鳥軸》和《花蝶扇面》兩幅作品，筆調清新秀雅，畫風與文家繪畫傳統一脈相承。文俶的成名不僅得益於家族的繪畫傳統和自己的藝術水準，與其先輩美名的烘托也不無關係，是因“名父”而成功的典型。

清 陳書 荷花蜻蜓圖圓光扇面 北京藝術博物館藏

明末清初的女畫家陳書，她的成名則既不是來自於名父，也不是來自於才夫，而是源自於其子錢陳群（1686-1774年，字主敬）的極力傳播。陳書的丈夫錢綸光是一位家道中落的太學生，雖小有才氣，但不足以將陳書推介出來。直到她的長子錢陳群康熙末年以進士入仕途，在乾隆朝官至刑部侍郎後，借經常與乾隆詩作唱和的機會，將母親的畫作獻給皇帝。在迎合乾隆鑑藏書畫喜好的同時，也讓其母的藝能與事蹟在上流社會得到廣泛傳播。此後，陳書不僅誥封為太淑人，獲乾隆皇帝親題“慈教傳芬”之贊，其作品還不斷為清代內府所藏，數量高居清代女畫家之冠。北京藝術博物館藏《花鳥軸》、《荷花蜻蜓圖圓光扇面》就反映了其繪畫藝術的特點，透過這些作品可以看出，陳書在清代繪畫史上的重要地位不僅僅是因為其作品符合上流社會的審美喜好，其子錢陳群的極力推介更加不容忽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