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許慎《說文》為小學津樑，看甲骨文認定都是偽物，其實卻是很合乎邏輯的一一以秦漢籀篆到許慎時代穩定的“六書”認知，若去倒推一千多年以前的甲骨文，肯定是格格不入、互為牴牾。於是，章太炎不但看甲骨文不順眼，看金文大篆也同樣是疑心四起。但與對甲骨文的全面而堅決的抵制稍有不同，對青銅彝器與大篆金文他卻是疑信參半；因為相比之下，《說文解字》中本也有“古文”一項，且習小篆是西漢後到東漢的後起規範，若溯其根源，應該先落實到此前的金文大篆和六國古文；互相之間本就有銜接的源流影響，是基因相似的近親關係。不比甲骨文遠在千數百年之外，近似度太弱，在章太炎的意識和本能上推測，當然要將龜甲文字拒之於千里之外了。
無獨有偶，與章太炎同時代，有一個橫跨政學兩界的死對頭，是同樣赫赫大名的康有為。兩人勢同水火，互相排斥。但在對古文字“六書”以前的甲骨文金文的存在，卻同樣地堅決不認可，立場竟是高度地一致。這真是近代文化史上最奇葩的一幕。
康有為曾經認為，今天我們看到的古代鐘鼎彝器上的商周金文遺書，皆出於漢代劉歆和其門徒的偽造，不值一提。不僅古文字是偽造，連青銅彝器本身，也是被造假者事先埋入土中。事見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和他著的《康有為傳》中所述。與章太炎是“古文經學”的大師正相反，康有為是“今文經學”的領袖，這兩派經學各有不同主張，也是水火不容。而康有為對金文文字研究的極端排斥，更是由來有自。正是因為他所反對的古文經學（但卻是章太炎所信奉的）的漢代劉歆，乃是以“古文經學”之與漢哀帝時流行的立於學官為天下準繩的“今文經學”博士本完全有異，後者都是暴秦焚書坑儒後漢初經師憑記憶口耳相傳而成形的，其間錯訛甚多，這樣的“今文經”當然是不可靠的：既非真經也非全經。在西漢武帝之前，“今文經”長期壟斷官學，又雜入讖緯之學，雖時有失於妄誕，但它卻是當時幾百年的學術主流。
而劉歆信奉的“古文經”則是因為漢魯恭王壞孔子宅取壁中書（類於今天的考古發掘所得），相比於漢代經師的口耳相傳以訛傳訛當然更可靠。故而劉歆以領校秘書之職，極力主張倡“古文經學”而不取“今文經學”，還立古文經博士。在西漢末經歷王莽新朝、入東漢馬融、許慎、鄭玄、盧植，成為自西漢中期以後除光武帝短暫時期外乃能橫貫幾千年的經學主流。
清末“今文經學”重起，主張經世致用，康有為以它作為變法維新的學術史依據，大張旗鼓地號稱治《公羊》《穀梁》之學，屢屢以“今文經學”來適應時事，當然會排斥“古文經學”以及它的祖師爺劉歆。又加之在書法上，“古文經學”是用秦以前的籀篆金文；而“今文經學”則以隸書為之。康有為要堅決捍衛自己的主張，必須根本否定金文大篆研究，而且指斥鐘鼎彝器之類是冒充古物事先埋土的假古董，而且還指實是“古文經學”的劉歆及門徒直接偽造的；初看起來，其判斷非常偏激狹隘而意氣用事，但仔細想想卻不為毫無緣由。比如，我們可以將此一邏輯關係拆分為三段：1、以“今文經學”（今隸）否定“古文經學”（古篆）本出於學術史紛爭，2、由此痛批“古文經學”（古篆金文）等乃是劉歆作偽埋假古董偽造古文字，3、進而全盤否定金文研究的價值；仔細想想，與章太炎全盤否定甲骨文的存在事實，在過程上，何其相似乃爾？
兩位國學大師對甲骨文金文的態度，反映出了一個同樣的因果關係：
章太炎精古文字學，但擅長以《說文》“六書”為宗。現在忽然來了一個甲骨文，完全在“六書”以外而且遠遠早於“六書”，幾乎要摧毀《說文》的知識譜系；他當然會惶惑彷徨，於是極力反對甲骨文的存在與價值，而且馬上就指定為偽；在眾多甲骨學專家來看是出洋相了。
康有為倡“今文經學”，反對“古文經學”，雖有變法的現實需要，但一葉障目，遂斥“古文經學”的劉歆及其門徒乃至青銅彝器的物質存在皆屬偽造；在專業的金文學家看來，也是嗤之以鼻不屑一顧的笑話。
當然，這些枝節的瑕疵無損於章、康兩位煌煌學術功業和人生高度。但他們卻均是以超強的學術自信和眼光，反而矇蔽了自己的心智，從而在近代學術史上留下了一段魯莽的記錄，這也是毋庸諱言的事實。
以許慎《說文》為小學津樑，看甲骨文認定都是偽物，其實卻是很合乎邏輯的一一以秦漢籀篆到許慎時代穩定的“六書”認知，若去倒推一千多年以前的甲骨文，肯定是格格不入、互為牴牾。於是，章太炎不但看甲骨文不順眼，看金文大篆也同樣是疑心四起。但與對甲骨文的全面而堅決的抵制稍有不同，對青銅彝器與大篆金文他卻是疑信參半；因為相比之下，《說文解字》中本也有“古文”一項，且習小篆是西漢後到東漢的後起規範，若溯其根源，應該先落實到此前的金文大篆和六國古文；互相之間本就有銜接的源流影響，是基因相似的近親關係。不比甲骨文遠在千數百年之外，近似度太弱，在章太炎的意識和本能上推測，當然要將龜甲文字拒之於千里之外了。
無獨有偶，與章太炎同時代，有一個橫跨政學兩界的死對頭，是同樣赫赫大名的康有為。兩人勢同水火，互相排斥。但在對古文字“六書”以前的甲骨文金文的存在，卻同樣地堅決不認可，立場竟是高度地一致。這真是近代文化史上最奇葩的一幕。
康有為曾經認為，今天我們看到的古代鐘鼎彝器上的商周金文遺書，皆出於漢代劉歆和其門徒的偽造，不值一提。不僅古文字是偽造，連青銅彝器本身，也是被造假者事先埋入土中。事見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和他著的《康有為傳》中所述。與章太炎是“古文經學”的大師正相反，康有為是“今文經學”的領袖，這兩派經學各有不同主張，也是水火不容。而康有為對金文文字研究的極端排斥，更是由來有自。正是因為他所反對的古文經學（但卻是章太炎所信奉的）的漢代劉歆，乃是以“古文經學”之與漢哀帝時流行的立於學官為天下準繩的“今文經學”博士本完全有異，後者都是暴秦焚書坑儒後漢初經師憑記憶口耳相傳而成形的，其間錯訛甚多，這樣的“今文經”當然是不可靠的：既非真經也非全經。在西漢武帝之前，“今文經”長期壟斷官學，又雜入讖緯之學，雖時有失於妄誕，但它卻是當時幾百年的學術主流。
而劉歆信奉的“古文經”則是因為漢魯恭王壞孔子宅取壁中書（類於今天的考古發掘所得），相比於漢代經師的口耳相傳以訛傳訛當然更可靠。故而劉歆以領校秘書之職，極力主張倡“古文經學”而不取“今文經學”，還立古文經博士。在西漢末經歷王莽新朝、入東漢馬融、許慎、鄭玄、盧植，成為自西漢中期以後除光武帝短暫時期外乃能橫貫幾千年的經學主流。
清末“今文經學”重起，主張經世致用，康有為以它作為變法維新的學術史依據，大張旗鼓地號稱治《公羊》《穀梁》之學，屢屢以“今文經學”來適應時事，當然會排斥“古文經學”以及它的祖師爺劉歆。又加之在書法上，“古文經學”是用秦以前的籀篆金文；而“今文經學”則以隸書為之。康有為要堅決捍衛自己的主張，必須根本否定金文大篆研究，而且指斥鐘鼎彝器之類是冒充古物事先埋土的假古董，而且還指實是“古文經學”的劉歆及門徒直接偽造的；初看起來，其判斷非常偏激狹隘而意氣用事，但仔細想想卻不為毫無緣由。比如，我們可以將此一邏輯關係拆分為三段：1、以“今文經學”（今隸）否定“古文經學”（古篆）本出於學術史紛爭，2、由此痛批“古文經學”（古篆金文）等乃是劉歆作偽埋假古董偽造古文字，3、進而全盤否定金文研究的價值；仔細想想，與章太炎全盤否定甲骨文的存在事實，在過程上，何其相似乃爾？
兩位國學大師對甲骨文金文的態度，反映出了一個同樣的因果關係：
章太炎精古文字學，但擅長以《說文》“六書”為宗。現在忽然來了一個甲骨文，完全在“六書”以外而且遠遠早於“六書”，幾乎要摧毀《說文》的知識譜系；他當然會惶惑彷徨，於是極力反對甲骨文的存在與價值，而且馬上就指定為偽；在眾多甲骨學專家來看是出洋相了。
康有為倡“今文經學”，反對“古文經學”，雖有變法的現實需要，但一葉障目，遂斥“古文經學”的劉歆及其門徒乃至青銅彝器的物質存在皆屬偽造；在專業的金文學家看來，也是嗤之以鼻不屑一顧的笑話。
當然，這些枝節的瑕疵無損於章、康兩位煌煌學術功業和人生高度。但他們卻均是以超強的學術自信和眼光，反而矇蔽了自己的心智，從而在近代學術史上留下了一段魯莽的記錄，這也是毋庸諱言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