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羽實際是皇帝。

劉邦本人也是受項羽封的漢王。

雖然此時還有楚懷王，但卻是西楚霸王項羽封劉邦的。此後又與劉邦大戰三年多，地位並不低於劉邦，做本紀是合適的。

呂后稱本紀是政治操作

不管怎麼樣，呂后在漢惠帝死後只是太皇太后，前面還有兩個少帝坐皇帝。

司馬遷不敢寫兩個少帝，只能在呂后本紀中表述兩個少帝。意思是給人一個錯覺，漢惠帝死後就是呂后在當家做皇帝。

前少帝好說，這是呂后殺害的。但後少帝卻是漢文帝等人殺死的。承認前少帝就無法迴避後少帝，則漢文帝及其子孫就是叛逆。

給司馬遷十個膽子也不敢啊。那就只能兩個少帝都回避，用呂后本紀混過去。

李廣

李廣雖然不是侯。但李廣的兒子是啊。

此後，李陵等人與司馬遷關係好，司馬遷甚至因幫李陵說幾句好話被弄成為太監，就算是給漢武帝添點噁心，也要給莫逆之交的李陵祖父列傳。

司馬遷的《史記》以紀傳體體裁，帝王為本紀，諸侯為世家，賢臣名將、奇人異士為列傳。項羽雖非天子，但是秦亡至劉邦稱帝期間，項羽事實上是天下共主，故用本紀記之。呂雉雖非天子，但是她代天子行政，有國主之實，故以本紀記之。李廣沒有獲得侯爵，他沒有成為諸侯，故不用世家記之，而是用列傳記之。李廣雖非諸侯，但也是名將，用列傳記載他十分符合禮制

值得一提的是：秦末漢初，諸侯國的國君都是王爵，獲得侯爵雖然也稱諸侯，但卻是沒有封國的諸侯。 有封國的諸侯都是某某王，因此韓信由齊王變成楚王，由楚王變成淮陰侯，最終韓信也是以列傳的體裁記載的。

雖然項羽和呂雉不是帝王，李廣不是侯爵，但是他們卻有帝王之實，侯爵之功，所以在《史記》作者司馬遷的心目當中，有著屬於他們的身份和地位！

正是因為《史記》當中有著作者自己的見解和理解，所以諸多歷史著作當中才能成為最燦爛的文化！

細分析原因有很多，但歸根結底來說原因大體有兩點，首先他們雖然沒有這個名頭，但有這個事實，比如項羽雖然不是帝王，不能寫入專門記載帝王事蹟的本紀中，但在諸侯滅秦時項羽佔據主要功勞，之後的分封天下時項羽享有實際的帝王權力，他就是那時的天下共主，所以司馬遷把他寫入本紀也不算僭越。

至於呂后在劉邦去世，漢文帝登基之前的這段時間她就是實際上的帝王，李廣雖然至死都沒能獲封侯爵（他沒能封侯不僅僅是帝王的原因，他自己的問題也很大，對此不做討論），但他的功勞封侯確實是綽綽有餘的，司馬遷以他們的表現來寫確實也可以，所以這才有了在《史記》中他們與自己所獲名頭不相符合的情況。

也就是說司馬遷寫《史記》雖然遵循歷史但有時也會超出歷史，這就涉及到第二點《史記》的著作性質問題，這點我們要明確《史記》不是官修史而是司馬遷個人的私修史，既然是個人私修史自然會參雜著作者的感情，因此這才有了司馬遷的僭越之舉。

不過僭越歸僭越，但畢竟也是事實，所以後世也默認了司馬遷所寫。

簡單來說，這是司馬遷主觀意願結合客觀事實的結果。

《史記》有五體：本紀、世家、列傳、書、表。本紀記歷代天子生平，世家記諸侯和勳貴興亡，列傳記人物言行事蹟，書記各種典章制度，表記大事年表。

本紀、世家和列傳都是人物傳記，如何區分？除了傳主的身份以外，還得看司馬遷怎麼分！

司馬遷本人在《太史公自序》中描述了自己作這些體例的理由：

“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跡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於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執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

“本紀”這一體例，雖然記述的多是天子，但司馬遷並沒有明言只有天子才能有本紀，從《史記》內容也可以看出，項羽和呂后就不是天子嘛，不也有本紀！

這一體例，更多地是按年代順序選取能左右天下大局的代表人物，記述政治大事，以此展示歷代政治興衰更迭之跡，即“通古今之變”。

秦朝滅亡後到漢朝建立之間的這段時間，誰能左右天下形勢？顯然是分封十八路諸侯的項羽，儘管他還有個上司楚懷王，但他很快就尊其為義帝，將其趕到湖南咔嚓掉了。

而劉邦死後到呂后去世的這段時間內，漢朝權柄均在呂后手中，漢惠帝與兩位少帝都是傀儡，號令天下者非皇帝，而是呂后。

由此觀之，項羽和呂后“在權不在位”，有本紀是很正常的，反倒是班固純粹以儒學的正統理論出發，將項羽放到列傳，不過呂后這段無論如何也繞不過去，班固也只能多加一個《惠帝紀》遮掩一下。

“列傳”這一體例也沒要求傳主是侯爵，高於侯爵的可以是列傳，比如漢初的那幾個異姓諸侯王、吳王劉濞等，低於侯爵的，也可以入列傳，比如李廣、汲黯等人。

“列傳”的要求是立功名於天下，有功者可以進列傳，有名者也可以進列傳，李廣可以說兩樣都沾點，可兩樣都不算高，功不至封侯，名不至於動天下，司馬遷將其寫進列傳，顯然是有自己的感情在裡面。

司馬遷跟李廣家族並無多少交集，除去司馬遷為李廣之孫李陵求情而獲罪這一條，兩家可以說是兩條平行線，但就是這一條，讓司馬遷看見了他跟李廣的共同點——不得志。

從記載來看，司馬遷在政治上全無建樹，這本來也不是他的擅長，但很難說他沒有為此努力過，為李陵求情可能就是他的努力之一，當時他的官職是太史令，勸諫皇帝並不是他的職責。

可惜這次努力碰上了暴怒的漢武帝，司馬遷為此付出了慘痛的代價，痛定思痛後，他轉身投入到了更適合他的事業之中，這是司馬遷的不幸，卻是後人的幸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