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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憂鬱的丹麥人---安徒生

    黛安娜·弗/文

    他長相醜陋,出身卑微,一輩子都夢想著出人頭地。他生性敏感,飽受摧折,不敢談婚論嫁,到頭來反被視作同性戀。他的童話是給全世界孩子們的最好禮物,但在大部分人眼中,他仍然只是一個有趣的作家,而非文學巨匠。

    1874年,也即安徒生去世前一年,他收到一封讀者來信,信出自一位美國女學童之手,隨信附有一張一美元的鈔票,以及一份登載著安徒生身體病弱及所謂窮困潦倒的報紙剪報。沒多久,別的孩子也開始寄來小額錢款,用以償還費城一家報紙所謂欠這位丹麥作家的“兒童債”,後來,連美國大使也親自給他送來了200個丹麥銀元。還沒有窮得揭不開鍋的安徒生想加以阻止。他寫信給發起這一慈善募捐活動的《費城晚報》發行人吉布森·皮科克,說他儘管很樂於見到“我以小語種所寫的故事能在距祖國如此遙遠的地方找到讀者”,並且為如此多的美國孩子“打破儲蓄罐來幫助他這個老作家”而深深感動,可他確實不需要也不能夠接受這些禮物。他寫道,現在他感到蒙羞,而非自豪和感激,而某種滿足感已經抵銷了安徒生的困窘。

    安徒生終其一生都夢想出人頭地,能被視作真正的藝術家,有時侯這種渴望可以戰勝一切。“我的名字開始熠熠生輝,這也是我活著的唯一理由。我覬覦聲名和榮耀,與守財奴覬覦金子如出一轍,”這是他30歲出頭那會兒寫給朋友的信。而今他已69歲,其聲名遠播之廣,美國報紙搞的活動可資證明。他也許比其他在世的作家更為知名,而國際性的聲望通常建立在其他名人的陪襯之上。從19世紀40年代開始,他的作品便得到廣泛傳誦,儘管其方式並不總是合乎他的本意。像《拇指姑娘》、《醜小鴨》、《皇帝的新裝》和《賣火柴的小女孩》這樣的故事,早已有了大量譯本,其中也包括把原作糟蹋得面目全非的粗劣譯文。比如說惡名昭著的瑪麗·霍維特(MaryHowitt),一個不懂丹麥語的英國女人,其翻譯完全仰賴於德文版。另一位英國譯者卡洛琳·皮奇則整段整段地大刪特刪。不過還是出了一些較好的版本,特別是在美國。如讓·赫紹特(JeanHersholt)的譯本,這位丹麥人是20世紀30年代的好萊塢明星。安徒生去世一百多年後,其文學影響力反而仍以某種形式繼續存在。莫依亞·希勒的電影《紅舞鞋》比安徒生的原著還要出名。根據安徒生童話改編的電影及和卡通片可以在任何一家“巨彈”連鎖店裡租到,迪斯尼公司還執意重寫安徒生一些最優美的故事,為年輕觀眾加上幸福的結局。總的說來,在斯堪的納維亞之外,安徒生被公認為一個美麗童話的有趣作家,而非文學巨匠。

    1952年,丹尼·凱(DannyKaye,1913-1987,美國喜劇明星,原名大衛·丹尼爾·卡明斯基。——譯註)主演的電影《安徒生傳》將這種觀點表露無遺。儘管這部影片跟真實的安徒生風馬牛不相及——它倒也從未如此自誇——但它營造出了一個和安徒生童話一樣深入人心的作家生平,它幾乎成了那些童話的續篇:一個來自費恩島小鎮奧登塞的窮小子,獨闖哥本哈根,征服逆境,終獲成功。這也是該片的精髓所在,說遠點兒,和安徒生的自傳也頗為契合,他給它取名為《我生命的童話》,其中並無自我解嘲之意。然而據弗蘭克·婁瑟(FrankLoesser,1910-1969,美國著名的抒情歌曲作者,也是電影《安徒生傳》中多首插曲的作者之一。——譯註)記載,丹尼·凱的這部影片在丹麥被認為是一部無聊,且令旅遊業有點兒難堪的作品。

    長期以來,安徒生及其作品為學術界提供了大量素材。幾乎從他辭世那天起,評論家及研究者就開始挖掘他的家族歷史,對其私人日誌和文字資料狼吞虎嚥,連一本較早寫就,未及加工的回憶錄也不放過,這本回憶錄直到20世紀20年代才被髮掘出版。1993年,奧登塞安徒生中心的主任約翰·德·米留斯出版了一本逐日記錄安徒生日常生活的詳盡年譜,此項仍在進行的工作,令丹麥人得以透徹瞭解安徒生的生活細節——詳至他手淫的頻率——以及在哥本哈根著名購物街斯拖蓋特大街找到的與其他紀念品完全不搭調的一幅肖像畫。對真實的安徒生感興趣的人到處都在增加:愛爾蘭劇作家巴里(SebastianBarry)和美國舞蹈家瑪莎·克拉克(MarthaClarke)最近合作,排演了一出關於安徒生生平的舞劇,其中包括弗蘭克·婁瑟的配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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