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週期性波動是現代宏觀經濟執行的基本特徵，宏觀經濟波動對企業財務行為的影響是公認無疑的。進入21世紀以來的近20年，中國經濟曾經歷了連續10年的快速上行期，但從2008年開始至今，宏觀經濟增速明顯放緩。GDP增速從2007年的14.2%降至2018年的6.6%。伴隨宏觀經濟環境的變化，微觀企業執行困難重重。企業債務水平過高、財務風險過大已成為制約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障礙。為此，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從2015年開始連續四年“去槓桿”作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五大任務之一，並明確指出，“去槓桿”並不是要消除債務，而是要降低負債水平、最佳化債務結構，最終實現防控風險的目的。那麼,我將如何防範風險呢?

第一，企業資產負債率越高,宏觀經濟波動越激烈。進入21世紀以來，企業總體負債水平持續升高。上市公司資產負債率從2001年的47.17%上升到2017年的60.37%。2013年達到峰值60.85%後開始轉入下降通道，但是下降幅度有限。這很可能與企業在經濟上行期加速投資和舉債以及中國企業對“超常規增長”“跳躍式發展”的強烈追求有關，各級政府對企業“做大做強”的政策扶持、相對寬鬆的信貸和金融政策、企業“一把手”的財富和社會地位的需求拉動、偏激進的戰略定位等更加助推了債務規模的快速升高。而在經濟下行時期，經營壓力大、以應收賬款和存貨等形式沉澱的資金規模大、融通難、資金壓力大等因素導致企業總體債務率下降速度慢。這就告訴我們，國家在防控整體經濟系統性風險時要把重點放在經濟上行時期誘導企業債務水平上升的各種因素上。

其次，在經濟上行時期，宏觀經濟增長對企業總體債務規模上升的推動不完全是由短期負債造成的，投資增加直接拉動的長期負債增長可能是總債務率快速升高的主要原因。這一時期高風險運營資產與商業信用佔比均呈下降趨勢，這很可能是由於經濟上行期企業存貨週轉速度加快、應收賬款回收期變短而導致高風險運營資產佔比下降，減少了對資金的佔用，短期資金需求下降，對供應商貨款的拖欠行為得到明顯改善，商業信用規模得以降低。而在經濟下行時期，宏觀經濟增速下降更多的是透過高風險運營資產的增加而推動企業增加商業信用來融通短期資金。這給企業最大的提示就是，在經濟下行時期對高風險運營資產的管控更加重要。

最後，宏觀經濟波動透過影響高風險運營資產來影響企業債務結構。在經濟上行時期，高風險運營資產減少，商業信用佔流動負債的比重下降，銀行及金融機構貸款佔流動負債的比重上升，總債務結構及流動負債的結構均發生變化。在經濟下行時期，高風險運營資產增加，即使國家實行相對寬鬆的貨幣政策，但具體到企業所能感受到的依然是貸款難、融資難，高風險運營資產沉澱的資金更多的是透過商業拖欠來解決，結果導致下行時期借款比重下降、商業信用增加。這一結論告訴我們，在經濟下行時期，企業之間的相互拖欠問題，是導致資金困難的重要原因，政府的扶持政策和銀行的信貸政策應當致力於緩解企業相互之間的商業拖欠。

應對中國上市公司高負債率，我想最重要的無非就三點，第一，打造利於資產運營的更加規範靈活的資本市場，嚴厲打擊非法活動的金融組織和金融大腕；

第二，積極改造中國營商市場，儘快鐵腕落實市場經濟作為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儘可能減少其他力量對市場的不正當干預；

第三，對供給側加大政策引導力度，鼓勵技術和服務創新，嚴厲打擊盜版行為，讓技術與服務交易更加順暢有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