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的烏臺詩案，純屬文字獄。是被國子博士李宜子，御史中丞李定告發，李定列舉了四項罪名應當處蘇軾極刑，在王安石的保舉下，皇帝對他寬容，被押至烏臺受審，烏臺詩案的結局以蘇軾再次被貶告終。

東坡是個大才子，要命的是個體制內的才子。恃才傲物不好講，但是他的縱性達情、了無城府是有的。這一點不用跟別人比，就是其弟蘇轍也比他強。沒有他的縱性達情不會成就他的詩詞書畫，但是與體制內的人相處，就不合時宜了。他說黃庭堅的字是樹上掛蛇，黃反唇相譏東坡的字是石頭壓蛤蟆，然後兩人哈哈一笑了之。黃庭堅可以，你說說二程和沈括試一試。東坡的被動，大部分是因為他的口無遮攔造成的，包括差點要了他命的烏臺詩案。北宋是人才輩出的時代，文功、事功、軍功璨若北斗。夢溪筆談流傳千古，沈括也是多能之人，他要想活得好不一定憑藉告發蘇軾，義氣之爭還是多一些。古人的糾葛飄飄渺渺，當事者不一定能說的清楚。但是，東坡的豁達值得所有人效法，包括沈括。

大家知道，沈括是北宋的科學家，他的《夢溪筆談》是中國古代一部自然科學的筆記體著作，被英國科學史家李約瑟評價為“中國科學史上的里程碑”。不過，沈括這個人還是個官員，亦可稱政治家，他科舉出身，任過地方小吏，州郡長官，在京做過皇帝秘書，在外任過守邊將帥。在政治上，他參與了王安石變法，並在一定範圍推動改革措施的實施，就這些方面來說，他還是一個政治家。

從政治上來說，沈括是王安石的堅定支持者。而蘇東坡呢？大家也知道，蘇東坡是對王安石變法頗有微詞的，他尤其反對變法中的青苗法，認為那是傷農的舉措，為此，王安石在這一點上很是光火，後來為此貶過蘇東坡的官。那麼，可以想見，沈括和蘇東坡在政治主張上是有對立的一面的，那麼，蘇東坡後來被人誣陷而致烏臺詩案，是沈括告發的嗎？

關於沈括告發蘇東坡，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引王銍《元祐補錄》一書內容說：“《沈括集》雲：‘（沈）括素與蘇軾同在館閣，軾論事與時異，補外。括察訪兩浙，陛辭，神宗語括曰：‘蘇軾通判杭州，卿其善遇之。’括至杭，與軾論舊，求手錄近詩一通，歸則籤帖以進，雲詞皆訕懟。軾聞之，復寄詩。劉恕戲曰：‘不憂進了也？’其後，李定、舒亶論軾詩置獄，實本於括雲……”

意思是說，沈括和蘇東坡曾在館閣同事，因政治主張不同而關係不睦，後蘇東坡調江浙任職。不久，沈括代表朝廷察訪兩浙，蘇東坡正任杭州通判，兩人相見時，沈括向蘇東坡求最近所作的詩稿一通，回來後就將詩稿上報朝廷，說詩中有誹謗朝廷之語，後來，李定、舒亶等人狀告蘇東坡的證據，便是沈括所獻之詩。

其實，關於沈括告密的事情，大都依據這一條記載。不過，經過很多的論證，證明了這條記載是一則謊言和謠言。一方面，李燾在《續資治通鑑長編》一書中引《元祐補錄》時，本身就認為不可信，並在附註中表示存疑；另一方面，蘇東坡烏臺詩案發生在1079年，而沈括察訪兩浙是在1073和1074年之間，時隔五年之久，沈括五年前把詩已呈皇帝宋神宗看了，過了五年後卻作為了誹謗朝廷的證據？如果是真的，無異於宋神宗自認是個昏君。

我們再來看看李定他們是如何告蘇東坡的。元豐二年（1079），御史李定、舒亶順從王安石的改革意志，認真研究東坡的文字，從《元豐續添蘇子瞻學士錢塘集》中找到詩歌，說《王復秀才所居雙檜二首》中有誹謗皇帝、攻擊新法之語，以此彈劾蘇東坡，蘇東坡因此入獄103天，史稱“烏臺詩案”。

而據查證，《元豐續添蘇子瞻學士錢塘集》這本詩集，是在1078年印行的，沈括察訪兩浙是在1073至1074年，沈括不能之前就讀到之後出版的詩集，這證明，所謂誹謗詩，與沈括實在是沒一毛錢關係，而所謂烏臺詩案是沈括告發的一說，則可以說是一則無中生有的誤記或謊言。

我們的這位宋代大科學家沈括是一位百科全書式的學者型官員，上知天文下曉地理，文藝理工外交軍事無所不包。學問再大和混跡官場是兩回事，他正趕上宋神宗時期王安石冒著天怨人怒搞變法的時候，既然頭戴烏沙那就得有個政治立場，論誰也跑不掉。像司馬光和蘇東坡就認死理，不贊成就是不贊成，沈括就順風倒，上頭風吹哪邊他就向哪邊劃拉。

在歷史上作出傑出貢獻的人,也難免做人做事有點瑕疵，比如東漢蔡倫發明造紙術說是他拍馬屁的研究成果，後來人就不大願意提及，習慣替他們隱惡揚善。何必呢，他們又不是秦檜似的大奸大惡，在封建官場混日子求生存，朝不保夕是常事，政治觀點不同也很正常，誰都難保自己一貫堅持的是高大上正確無誤的。

說是沈括告發了蘇東坡引起了“烏臺詩案”，沈括還沒有那麼高的能量，他頂多是這次案發的一個神助攻而已。那時候王安石和宋神宗變法正在興頭上，誰反對就會遭到變法派爪牙的打擊報復。蘇東坡因為反對變法被貶謫湖州，沈括被皇帝指派去湖州考察變法，順路探望蘇東坡，兩人本來就是詩友，長久不見蘇東坡詩興一發，贈別一首詩裡有“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蟄龍知”。

沈括回京，正好御史李定、何正臣打算在王安石面前好好表現，合計著再次打擊蘇軾。知道沈括從蘇軾那裡回來，還帶來了蘇軾新的詩作，那就準備從文字裡入手找到證據。他們的動向給沈括傳遞了反對變法派和蘇軾還得倒黴的訊號，沈括自然也不甘落後了的。

沈括的文學功底顯然比那些看臉色做事的御史們強很多，居然從蘇軾在湖州寫給他的詩裡琢磨出對皇帝大不敬的意思。御史們又抬出蘇軾的《杭州紀事詩》，大夥群策群力從詩裡發掘出蘇軾指責皇帝沒有能力，批評朝廷的水利建設和諷刺鹽政措施。至於具體怎麼玩的文字遊戲，似乎也沒有必要羅列，反正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最後大家一致認為蘇軾無時不刻在譏諷皇帝，眾口鑠金，神宗只能下令將蘇軾免職逮捕入獄，送交另稱“烏臺”的御史臺審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