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在眾多史學家眼裡，它是中國封建歷史上最為富庶的一個朝代，經濟高度發展，商品經濟在那個時期發展到了頂峰。其實除了經濟方面，宋朝的政治風氣也是有別於其它朝代的，之所以宋朝的政治能夠那麼清明和自由，主要是得益於當時士大夫階層的崛起對皇權起到了限制作用，那麼宋朝的文人士大夫是如何限制皇權的呢？

士大夫:指古代社會對士人和官吏的統稱。

《周禮 考工記》: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重文輕武的國策背景

宋太祖透過南征北戰統一中原建立宋朝政權之後，他深刻體會到了“馬上得天下，馬下治天下”的道理。透過“杯酒釋兵權”的高超政治削弱了武將兵權，不久又推出了一系列的尊崇文人的政策措施，例如完善發展科舉制度，給予了文人步入仕途的機會。這當中最為重要的一點還是宋朝的君主對文人非常尊重，很少殺害上書言事的文人士大夫。

《宋史》記載:藝祖有誓約藏之太廟，不殺大臣及言事官，違者不詳。

正是因為有一個這樣的政治環境，文人士大夫才能在朝堂上大書己見，即使在皇帝面前，他們也能夠堅持自己的觀點並且據理力爭，這可是明、清兩朝時期計程車大夫不敢想象的事情。

宋代《神童書》雲: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抵制皇帝命令

抵制皇帝的旨意是宋朝文人士大夫們限制皇權最為直接的一種方式，同時也是最有效的一種方式。之所以士大夫能有這種勇氣抵抗天威，除了宋朝“重文輕武”的政治背景之外，還和一種名為“封駁制”的政治制度有關。

“封駁”即不起草、不頒行皇帝的旨意。最早出現於西漢時期，至唐宋時期發展到了頂峰。在宋朝時期，封駁司、給事中、中書舍人等文人士大夫能夠行使封駁詔命之職權。

如《宋史 李沆傳》記載，宋真宗曾派特使持親筆詔書見宰相李沆，詔書中言明要封劉氏為貴妃，但李沆認為這有背法禮，就在使者面前將宋真宗的詔書燒燬了，並且讓使者傳話給宋真宗:“但道臣沆以為不可！”此事便不了了之，宋真宗碰了釘子，李沆也沒受到處罰。

如此看來，宋朝文人士大夫的封駁職權實施，能夠有效的制止皇帝草率的決定，同時對限制皇權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抨擊、勸諫皇帝

“封駁”有著歷代傳統和制度的保障。而當面抨擊、勸諫皇帝則體現了宋朝士大夫為官的精神氣質，同時能夠給皇帝施加輿論上的壓力。

如宋太祖曾迷惑一女色，在受到百官的批評後為尋解脫便將該女子殺害。韓琦在審閱《三朝聖政錄》時發現此事，不滿，言道:“此豈可為後世法！己溺之，乃惡其溺而殺之，彼何罪？使其復有嬖，將不勝其殺已。”非常直接了當的指責宋太祖不自律且濫殺無辜的做法。

在如宋理宗時期，樞密副都承旨王伯大曾對皇帝說:“陛下親政，五年於茲，盛德大業未能著見於天下，而招天下之謗議者，何其籍籍而未已也？議逸欲之害德，則天下將以陛下為商紂、周幽之主”。當面指責宋理宗在位時期毫無政績，並將他比作商紂王、周幽王這種亡國之君，可謂是絲毫不留情面。

“教育”皇帝

無論古今，“教育”對於一個人的發展是至關重要的，皇帝也是如此，尤其是年幼的皇帝，教育關乎著一個君主的養成更是一個國家的未來。也正是如此，古代才會有“帝師”，皇帝也要士大夫的儒學教育。加強對皇帝的教育也會是限制皇權的一種未雨綢繆的方法。能夠有效的塑造君主的價值觀、樹立明君形象。

如王巖叟曾問宋哲宗:“陛下宮中何以消日？”。宋哲宗答到:“並無所好，惟是觀書”。王巖叟又補充道:“大抵聖學要在專勤，屏去他事則可以謂之專，久而不倦則可謂之勤，如此，天下幸甚！”意在敦促皇帝多讀書少管他事。

利用神權限制皇權

中國封建社會自古就有“天子受命於天”的說法。西漢著名思想家董仲舒曾提出“天人感應”論。認為君主為政應“法天”行“德政”，否則，“天”就會降下種種災異譴責君主，如果君主不悔改，“天”就會使人君失去天下。

董仲舒的這種“天人感應”理念也收到了歷朝歷代沿襲，成為了制約皇權的一種理論依據。

如宋真宗時期遭遇蝗災，皇帝問翰林學士李迪如何治理，李迪說:“陛下東封時，伐木除道，大興土木建造皇宮，這比以前伐木規模多了十幾倍，所以今年的蝗災是天意啊。”透過將蝗災和皇帝大興土木興造皇宮聯絡起來，指責皇帝的行為觸犯天意，宋真宗渾然明瞭便認罪。

簡單點說，沒有所謂的誰限制誰，宋代皇權和文人士大夫（大地主、大官僚）之間是相互依附的利益關係。僅以結果來看，宋代是華夏文明第一個被異族征服的朝代。

權力本質上是對人的支配，是對人身直接的依附關係，宋代的農民需要完全依附地主，因為地主掌更多握資源，但是宋代的這些文人士大夫是這樣完全依附於皇帝的嗎？

宋太祖黃袍加身處

本來趙宋在對於國家的控制力度遠不如漢初或者唐初，一方面沒有足夠的資源（資源在大地主），另一方面又要大規模財政支出維持，那麼自然就得依附於這些大地主進行統治，而且自認為開國得位不正，怕人效仿，整出了重文輕武的把戲，然後在軍事上的失敗又使本來就日漸窘迫的軍方更加沒有了話語權，士大夫更加迅速填補了權力空間。

靖康之恥的宋徽宗、宋欽宗父子

所以，北宋名臣文彥博那句“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就赤裸裸的把宋朝的核心問題說透了，那就是大地主大官僚才是你大宋官家統治的基礎。

宋代皇帝怎麼會甘心？無不想要集權，無奈要依靠文人士大夫管理，所以皇帝集權的結果，事實上就是大地主大官僚的集權。而後歷史所有的鍋都是由皇帝背……北宋的無奈，南宋的不幸，亡了就亡了吧，文人士大夫照樣是既得利益者，反正又不姓趙。

我們都知道，宋太祖趙匡胤開國之初“杯酒釋兵權”，重文抑武。雖間接導致了後來積貧積弱局面的形成，但我們無法否認，宋代是中國歷史上文人士大夫發展最好的時代，筆者認為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統治者的重視、開明，“與士大夫共治天下”成為一個共識，對文人士子的限制較少，他們可以較為自由的表達思想，建言獻策。即使犯了錯，宋朝皇帝一般也不會施以重刑，更加註重仁孝治國。二是科舉制度在宋代的發展，門第、出身等在宋代進一步弱化，因為重視文官，科舉制度成為選拔人才的重要平臺，給許多有真才實學計程車子提供了入仕的機會。文官隊伍的龐大，對政治的影響力自然與日俱增。當然，因此說文人士大夫限制皇權也是有些偏頗。

說宋朝文人士大夫限制皇權是瞎扯

1、太祖黃袍加身稱帝，為了限制武將，杯酒釋兵權，然而文臣權利未嘗不限制

2、古代皇權和相權經常此消彼長。宋朝對相權進行了限制，宰相不兼任三省首長，而且還有參知政事作為副宰相。

3、宋朝對士大夫階層比較寬容，而且進士錄取率也高，這其實也是為了籠絡士大夫階層，讓他們乖乖聽話

4、宋朝皇權很厲害，士大夫階層雖然沒有被殺頭的，流放的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