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爵地位與禮儀等級相符合是合於周禮的行為，但是想獲得更高的爵位、享受越級的待遇，這些對“更好”的渴望和衝動在春秋祖先和現代文明人之間都是一樣的，它既是文明發展的源動力，也是偽裝行為的原發點。
“超越自我”的行為和“變得更好”的期望都是人們的本能，但這些行為也帶來了另一種不誠實的行為，即：“偽裝類欺騙”。它是一種廣義範圍的謊言，包括讓人們把“顯得比他人更優越”作為目標的任何欺騙手段。
面對著出現在國君、諸侯、大臣身上的各種偽裝和欺騙的行為，春秋給出的解決辦法是：“周天子策命諸侯，封爵地位不同，禮儀的等級也相應不同，不能隨意將禮儀違例給人。”
一、偽裝在社交宴會中的地位。
宴會是春秋貴族最常見的社交場景之一，它按照周禮的要求需要人們遵從一定的禮儀要求，即：等級制度。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那更像是要求大家必須遵從“官方”的偽裝要求來參加活動，所以禮儀活動變成“化裝舞會”也就在所難免了！
作為一種自我展示的機會、一種潛在評估的方式，宴會、會盟等場景成了春秋時期社交活動中首屈一指的高壓力場景，使得從國君到諸侯、再到貴族，每一位參與者都本能的希望得到積極的評價。結果是他們不斷的跨越禮儀與偽裝的界限，哪怕他們明知宴會主人的“真正目的”，也停不下來了！
在左傳魯莊公十八年就有這樣一場宴會，虢公、晉獻公朝覲周惠王之後，由周惠王舉辦了一場宴會。會上，賓主盡歡，周惠王用甜酒招待虢公、晉獻公，又允許他們回敬自己，而左傳中對周惠王的評價是“不合於禮”。
對於虢公、晉獻公而言，一是他們根本不可能反抗，因為偽裝的誘惑是那麼的強烈，能暫時的與周惠王“平起平坐”，這對於受不同地位爵位、不同禮儀等級禁錮的兩位諸侯來說，簡直是美妙；二是他們也不想反抗，因為對於外貌、個人成就、社會地位這些壓力帶來的不安全感，偽裝就是“良藥”。
二、偽裝在“加塞行為”中的作用。
偽裝類欺騙不僅限於宴會，也包括在春秋時期其他的社交場合和社交事件中。因為階級固化與道德禁錮的存在，諸侯們都普遍遇到了“不進則退”“不生則滅”的壓力。所以，不論是為了補足自己缺失的必備條件（爵位低），還是為了滿足自己更高的慾望追求（待遇低），諸侯們都學會了用彎道超車的技巧去補救現實與理想的差距，而“加塞行為”也就成為他們的首選項。
為了和其他貴族建立“相似點”，為了贏得其他諸侯的好感，為了建立“牢不可破”關係，春秋時期的諸侯們都默認了“加塞行為”這樣一種“偽裝”的存在，而其直接的表現就是各種“禮崩樂壞”的亂入行為，比如：周惠王在宴會後暴露出“希望虢公、晉獻公能幫助自己去迎親”的目的之後，鄭厲公卻突然出現了迎親的隊伍之中，雖然一開始並沒有他什麼事！
雖然諸侯們都知道“加塞行為”的效力不會持續太久！但這種偽裝太有用了，一是它可以美化人們的“過去”，並用這樣的辦法給人們的經歷“加料”，比如：“想當初，我和某某國君、某某諸侯、某某大臣一起會過盟、迎過親”之類的。二是如果人人都默許這種偽裝，那麼它的風險就會最小化。畢竟，哪怕都知道與會的諸侯是什麼目的，但誰會打破彼此之間的“默契”呢？哪怕都知道這些偽裝之後是戰爭與權謀，誰又會拒絕別人示好的行為呢？透過這種方式，諸侯們用“偽裝”為社交生活架起一座橋樑。
三、隱藏在“攀比行為”中的偽裝。
與沒有任何目的的禮節性交往不同，對於那些能有益於自己的物件，不論是國君亦或者諸侯都會更傾向於偽裝。有時這些偽裝非常微妙，甚至都已經變成了某種集體潛規則。
周惠王在與虢公、晉獻公的宴會之後，都賜給他們五對玉，三匹馬，而這明顯不符合他們的封爵地位和禮儀等級！相反的是，作為與會的受益者--虢公與晉獻公，他們都知道周惠王有求於自己，也知道越格的獎賞背後會有目的，但是“攀比行為”產生的“更有名、更成功、更優秀、更吸引人”的優越感讓他們選擇了裝糊塗。
對於某些“局外人”就更是如此了，比如：鄭厲公，他“硬”要參與到迎接周王后的過程中其實也是在偽裝，且用裝作不知的方式去進行自我慰藉，弱化因對虢公與晉獻公的攀比而帶來的不適感。他在創造一個虛構的自己，一個不需要害怕與別人比較的自己，讓其“自我感覺良好”，從而透過偽裝創造一個虛假的“成功”鄭厲公！
四、“事實是，我想要你們幫我娶媳婦”。
春秋貴族不是春秋時期中唯一善於編制謊言的人，但他們卻是將不誠實行為和偽裝類欺騙運用的最多、最好的人。要說政客與普通人的偽裝有什麼不同，那就是他們每天面對的競爭壓力太大了，且競爭對手往往也有相同的技能和特質。所以，“簡單問題複雜化”和“直接目的偽裝化”成為了“文明”的半強迫標誌。
周惠王想要的結果很簡單，就是“透過虢公、晉獻公去陳國迎接周王后陳媯”和“陳媯嫁到京城”。但因為周禮的存在，他無法直接解決這個“簡單問題複雜化”的問題，所以才產生“朝覲”“招待”等過程。同樣，面對著虢公、晉獻公、鄭厲公這群充滿慾望的諸侯，他也無法直接解決“直接目的偽裝化”的問題，所以才產生了“賞賜”“加塞”等行為。
文明發展是建立在集體智商與集體逆商的基礎之上的，這之中哪怕是國君之尊，又或是諸侯貴族，也都不能例外。但是不論是國君還是諸侯，他們自我展示的需求太強烈了，導致了各種利益之間的巨大競爭，而禮儀等級制度的限制又加劇了偽裝行為的井噴現象。只是大家沒有想到的是，原本作為培養特定形象、為了“榜樣”而塑造榜樣的偽裝行為，反倒是成了一個限制春秋貴族個人慾望的“緊箍咒”！偽裝行為反倒成為了“文明”的標誌，也成為了“文明”的實際推手。
封爵地位與禮儀等級相符合是合於周禮的行為，但是想獲得更高的爵位、享受越級的待遇，這些對“更好”的渴望和衝動在春秋祖先和現代文明人之間都是一樣的，它既是文明發展的源動力，也是偽裝行為的原發點。
“超越自我”的行為和“變得更好”的期望都是人們的本能，但這些行為也帶來了另一種不誠實的行為，即：“偽裝類欺騙”。它是一種廣義範圍的謊言，包括讓人們把“顯得比他人更優越”作為目標的任何欺騙手段。
面對著出現在國君、諸侯、大臣身上的各種偽裝和欺騙的行為，春秋給出的解決辦法是：“周天子策命諸侯，封爵地位不同，禮儀的等級也相應不同，不能隨意將禮儀違例給人。”
一、偽裝在社交宴會中的地位。
宴會是春秋貴族最常見的社交場景之一，它按照周禮的要求需要人們遵從一定的禮儀要求，即：等級制度。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那更像是要求大家必須遵從“官方”的偽裝要求來參加活動，所以禮儀活動變成“化裝舞會”也就在所難免了！
作為一種自我展示的機會、一種潛在評估的方式，宴會、會盟等場景成了春秋時期社交活動中首屈一指的高壓力場景，使得從國君到諸侯、再到貴族，每一位參與者都本能的希望得到積極的評價。結果是他們不斷的跨越禮儀與偽裝的界限，哪怕他們明知宴會主人的“真正目的”，也停不下來了！
在左傳魯莊公十八年就有這樣一場宴會，虢公、晉獻公朝覲周惠王之後，由周惠王舉辦了一場宴會。會上，賓主盡歡，周惠王用甜酒招待虢公、晉獻公，又允許他們回敬自己，而左傳中對周惠王的評價是“不合於禮”。
對於虢公、晉獻公而言，一是他們根本不可能反抗，因為偽裝的誘惑是那麼的強烈，能暫時的與周惠王“平起平坐”，這對於受不同地位爵位、不同禮儀等級禁錮的兩位諸侯來說，簡直是美妙；二是他們也不想反抗，因為對於外貌、個人成就、社會地位這些壓力帶來的不安全感，偽裝就是“良藥”。
二、偽裝在“加塞行為”中的作用。
偽裝類欺騙不僅限於宴會，也包括在春秋時期其他的社交場合和社交事件中。因為階級固化與道德禁錮的存在，諸侯們都普遍遇到了“不進則退”“不生則滅”的壓力。所以，不論是為了補足自己缺失的必備條件（爵位低），還是為了滿足自己更高的慾望追求（待遇低），諸侯們都學會了用彎道超車的技巧去補救現實與理想的差距，而“加塞行為”也就成為他們的首選項。
為了和其他貴族建立“相似點”，為了贏得其他諸侯的好感，為了建立“牢不可破”關係，春秋時期的諸侯們都默認了“加塞行為”這樣一種“偽裝”的存在，而其直接的表現就是各種“禮崩樂壞”的亂入行為，比如：周惠王在宴會後暴露出“希望虢公、晉獻公能幫助自己去迎親”的目的之後，鄭厲公卻突然出現了迎親的隊伍之中，雖然一開始並沒有他什麼事！
雖然諸侯們都知道“加塞行為”的效力不會持續太久！但這種偽裝太有用了，一是它可以美化人們的“過去”，並用這樣的辦法給人們的經歷“加料”，比如：“想當初，我和某某國君、某某諸侯、某某大臣一起會過盟、迎過親”之類的。二是如果人人都默許這種偽裝，那麼它的風險就會最小化。畢竟，哪怕都知道與會的諸侯是什麼目的，但誰會打破彼此之間的“默契”呢？哪怕都知道這些偽裝之後是戰爭與權謀，誰又會拒絕別人示好的行為呢？透過這種方式，諸侯們用“偽裝”為社交生活架起一座橋樑。
三、隱藏在“攀比行為”中的偽裝。
與沒有任何目的的禮節性交往不同，對於那些能有益於自己的物件，不論是國君亦或者諸侯都會更傾向於偽裝。有時這些偽裝非常微妙，甚至都已經變成了某種集體潛規則。
周惠王在與虢公、晉獻公的宴會之後，都賜給他們五對玉，三匹馬，而這明顯不符合他們的封爵地位和禮儀等級！相反的是，作為與會的受益者--虢公與晉獻公，他們都知道周惠王有求於自己，也知道越格的獎賞背後會有目的，但是“攀比行為”產生的“更有名、更成功、更優秀、更吸引人”的優越感讓他們選擇了裝糊塗。
對於某些“局外人”就更是如此了，比如：鄭厲公，他“硬”要參與到迎接周王后的過程中其實也是在偽裝，且用裝作不知的方式去進行自我慰藉，弱化因對虢公與晉獻公的攀比而帶來的不適感。他在創造一個虛構的自己，一個不需要害怕與別人比較的自己，讓其“自我感覺良好”，從而透過偽裝創造一個虛假的“成功”鄭厲公！
四、“事實是，我想要你們幫我娶媳婦”。
春秋貴族不是春秋時期中唯一善於編制謊言的人，但他們卻是將不誠實行為和偽裝類欺騙運用的最多、最好的人。要說政客與普通人的偽裝有什麼不同，那就是他們每天面對的競爭壓力太大了，且競爭對手往往也有相同的技能和特質。所以，“簡單問題複雜化”和“直接目的偽裝化”成為了“文明”的半強迫標誌。
周惠王想要的結果很簡單，就是“透過虢公、晉獻公去陳國迎接周王后陳媯”和“陳媯嫁到京城”。但因為周禮的存在，他無法直接解決這個“簡單問題複雜化”的問題，所以才產生“朝覲”“招待”等過程。同樣，面對著虢公、晉獻公、鄭厲公這群充滿慾望的諸侯，他也無法直接解決“直接目的偽裝化”的問題，所以才產生了“賞賜”“加塞”等行為。
文明發展是建立在集體智商與集體逆商的基礎之上的，這之中哪怕是國君之尊，又或是諸侯貴族，也都不能例外。但是不論是國君還是諸侯，他們自我展示的需求太強烈了，導致了各種利益之間的巨大競爭，而禮儀等級制度的限制又加劇了偽裝行為的井噴現象。只是大家沒有想到的是，原本作為培養特定形象、為了“榜樣”而塑造榜樣的偽裝行為，反倒是成了一個限制春秋貴族個人慾望的“緊箍咒”！偽裝行為反倒成為了“文明”的標誌，也成為了“文明”的實際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