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茶的真正流行是明代洪武二十四（1391）以後的事，據《野獲編補遺》記載：“至洪武二十四年九日，上以重勞民力，罷造龍團，惟採芽茶以進。”由此“開千古茗飲之宗”，散茶於是轟轟烈烈地登上了歷史舞臺。
明代的散茶種類繁多，虎丘、羅岕、天池、松蘿、龍井、雁蕩、武夷、大盤、日鑄等都是當時很有影響的茶類，這些散茶不再需要碾羅後衝飲，其烹試之法“亦與前人異，然簡便異常，天趣悉備，可謂盡茶之真味矣！”陳師道記載了當時蘇、吳一帶的烹茶法：“以佳茗入磁瓶火煎，酌量火候，以數沸蟹眼為節，如淡金黃色，香味清馥，過此而色赤不佳矣！”即壺泡法；而當時杭州一帶的烹茶法與蘇吳略有不同，“用細茗置茶甌，以沸湯點之，名為撮泡。”其實無論是壺泡還是撮泡，較之前代更加簡便，而且還原了茶葉的自然天性。
由於茶葉不再碾末沖泡，前代流行的碾、磨、羅、筅、湯瓶之類的茶具皆廢棄不用，宋代崇尚的黑釉盞也退出了歷史舞臺，代之而起的是景德鎮的白瓷。 屠隆《考般木餘事》中曾說“宣廟時有茶盞，料精式雅質厚難冷，瑩白如玉，可試茶色，最為要用。蔡君謨取建盞，其色紺黑，似不宜用。”張源在《茶錄》中也說“盞以雪白者為上，藍白者不損茶色，次之”，因為明代的茶以“青翠為勝，濤以藍白為佳，黃黑純昏，但不入茶”，用雪白的茶盞來襯托青翠的茶葉，可謂盡茶之天趣也。
飲茶方式的一大轉變帶來了茶具的大變革，從此壺、盞搭配的茶具組合一直延續到現代。
茶壺在明代得到很大的發展，在此之前有流、帶把的容器皆稱之為湯瓶，亦謂偏提，到了明代真正用來泡茶的茶壺才開始出現，壺的使用彌補了盞茶易涼和落塵的不足，也大大簡化了飲茶的程式，受到世人的極力推崇。
雖然有流有柄，但明代用於泡茶的壺與宋代用來點茶的湯瓶還是有很大的區別，明代的茶壺，流與壺口基本齊平，使茶水可以保持與壺體的高度而不致外溢，壺流也製成S形，不再如宋代強調的“峻而深”。明代茶壺尚小，以小為貴，因為“壺小則香不渙散，味不耽擱，況茶中真味，不先不後，只有一時，太早則未足，太遲則已過，似見得恰好一瀉而盡，化而裁之，存乎其人，施於他茶，亦無不可。”
明代的茶具從材質上來講，以瓷器和紫砂為主。明代景德鎮瓷器在元代的基礎上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全國的制瓷中心轉移到景德鎮，燒製的青花、釉裡紅、青花五彩等瓷器在元代的基礎上得到進一步的改進，而明代仿宋代定窯、汝窯、官窯、哥窯的瓷器也很成功，特別是永樂朝燒製的白瓷，胎白而緻密，釉面光潤，具有“薄如紙，白如玉，聲如韾，明如鏡”的特點，時人稱之為“填白”，以“填白”釉燒製的茶盞，造型穩重，比例勻停。高濂在《遵生八箋》中提到“茶盞唯宣窯壇盞為最。質厚瑩玉，樣式古雅，有等宣窯，印花白甌，式樣得中，而瑩然如玉，次則嘉窯心內茶字小盞為美；欲試花色黃白，豈容青花亂之，注酒亦然。惟純白色器皿為合最上乘品，餘皆不及。” 這裡提到的壇盞是指道教做法事時用到的供器，其中嘉靖皇帝在金籙醮事時用的壇盞最有代表性，其內底心通常用青花書“茶”字。
明代散茶的沖泡又直接推動了紫砂壺藝的發展。宜興位於江蘇省境內，早在東漢就已生產青瓷，到了明代中晚期，因當地人發現了特殊的紫泥原料（當地人稱之為“富貴土”）紫砂器製作由此發展起來。相傳紫砂最早是由金沙寺僧發現的，他因經常與製作陶缸甕的陶工相處，突發靈感而創作了紫砂壺。據周高起的《陽羨茗壺系》載，紫砂器製作的真正開創者應是供春，供春是明正德年間的學仕吳頤山的家僮，吳頤山在宜興金沙寺讀書時，供春在一旁侍讀，聰慧的他向金沙寺僧學習了紫砂製作技法，製成了早期的紫砂壺，供春遺留下來的紫砂作品廖廖，但他卻是宜興紫砂史上有名可考的第一人。
明代的紫砂名家有董翰、趙良、袁錫、時鵬，其後時大彬成為一代名手，其制壺“不務研媚而樸雅堅慄，妙不可思。”，因時壺“大為時人寶惜”，當時就有人仿製時壺。時大彬後還出了不少名家，如李仲芳、徐友泉、陳用卿、陳仲美、沈君用等等，紫砂在明代得到極大的發展。
因紫砂土質細膩，含鐵量高，具有良好的透氣性和吸水性，用紫砂壺來沖泡散茶，能把茶葉的真香發揮出來，無怪乎文震亨在《長物志》中提到：“茶壺以砂者為上，蓋既不奪香，又無熟湯氣。”因此紫砂壺一直是明代及以後茶壺的主流。
散茶的真正流行是明代洪武二十四（1391）以後的事，據《野獲編補遺》記載：“至洪武二十四年九日，上以重勞民力，罷造龍團，惟採芽茶以進。”由此“開千古茗飲之宗”，散茶於是轟轟烈烈地登上了歷史舞臺。
明代的散茶種類繁多，虎丘、羅岕、天池、松蘿、龍井、雁蕩、武夷、大盤、日鑄等都是當時很有影響的茶類，這些散茶不再需要碾羅後衝飲，其烹試之法“亦與前人異，然簡便異常，天趣悉備，可謂盡茶之真味矣！”陳師道記載了當時蘇、吳一帶的烹茶法：“以佳茗入磁瓶火煎，酌量火候，以數沸蟹眼為節，如淡金黃色，香味清馥，過此而色赤不佳矣！”即壺泡法；而當時杭州一帶的烹茶法與蘇吳略有不同，“用細茗置茶甌，以沸湯點之，名為撮泡。”其實無論是壺泡還是撮泡，較之前代更加簡便，而且還原了茶葉的自然天性。
由於茶葉不再碾末沖泡，前代流行的碾、磨、羅、筅、湯瓶之類的茶具皆廢棄不用，宋代崇尚的黑釉盞也退出了歷史舞臺，代之而起的是景德鎮的白瓷。 屠隆《考般木餘事》中曾說“宣廟時有茶盞，料精式雅質厚難冷，瑩白如玉，可試茶色，最為要用。蔡君謨取建盞，其色紺黑，似不宜用。”張源在《茶錄》中也說“盞以雪白者為上，藍白者不損茶色，次之”，因為明代的茶以“青翠為勝，濤以藍白為佳，黃黑純昏，但不入茶”，用雪白的茶盞來襯托青翠的茶葉，可謂盡茶之天趣也。
飲茶方式的一大轉變帶來了茶具的大變革，從此壺、盞搭配的茶具組合一直延續到現代。
茶壺在明代得到很大的發展，在此之前有流、帶把的容器皆稱之為湯瓶，亦謂偏提，到了明代真正用來泡茶的茶壺才開始出現，壺的使用彌補了盞茶易涼和落塵的不足，也大大簡化了飲茶的程式，受到世人的極力推崇。
雖然有流有柄，但明代用於泡茶的壺與宋代用來點茶的湯瓶還是有很大的區別，明代的茶壺，流與壺口基本齊平，使茶水可以保持與壺體的高度而不致外溢，壺流也製成S形，不再如宋代強調的“峻而深”。明代茶壺尚小，以小為貴，因為“壺小則香不渙散，味不耽擱，況茶中真味，不先不後，只有一時，太早則未足，太遲則已過，似見得恰好一瀉而盡，化而裁之，存乎其人，施於他茶，亦無不可。”
明代的茶具從材質上來講，以瓷器和紫砂為主。明代景德鎮瓷器在元代的基礎上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全國的制瓷中心轉移到景德鎮，燒製的青花、釉裡紅、青花五彩等瓷器在元代的基礎上得到進一步的改進，而明代仿宋代定窯、汝窯、官窯、哥窯的瓷器也很成功，特別是永樂朝燒製的白瓷，胎白而緻密，釉面光潤，具有“薄如紙，白如玉，聲如韾，明如鏡”的特點，時人稱之為“填白”，以“填白”釉燒製的茶盞，造型穩重，比例勻停。高濂在《遵生八箋》中提到“茶盞唯宣窯壇盞為最。質厚瑩玉，樣式古雅，有等宣窯，印花白甌，式樣得中，而瑩然如玉，次則嘉窯心內茶字小盞為美；欲試花色黃白，豈容青花亂之，注酒亦然。惟純白色器皿為合最上乘品，餘皆不及。” 這裡提到的壇盞是指道教做法事時用到的供器，其中嘉靖皇帝在金籙醮事時用的壇盞最有代表性，其內底心通常用青花書“茶”字。
明代散茶的沖泡又直接推動了紫砂壺藝的發展。宜興位於江蘇省境內，早在東漢就已生產青瓷，到了明代中晚期，因當地人發現了特殊的紫泥原料（當地人稱之為“富貴土”）紫砂器製作由此發展起來。相傳紫砂最早是由金沙寺僧發現的，他因經常與製作陶缸甕的陶工相處，突發靈感而創作了紫砂壺。據周高起的《陽羨茗壺系》載，紫砂器製作的真正開創者應是供春，供春是明正德年間的學仕吳頤山的家僮，吳頤山在宜興金沙寺讀書時，供春在一旁侍讀，聰慧的他向金沙寺僧學習了紫砂製作技法，製成了早期的紫砂壺，供春遺留下來的紫砂作品廖廖，但他卻是宜興紫砂史上有名可考的第一人。
明代的紫砂名家有董翰、趙良、袁錫、時鵬，其後時大彬成為一代名手，其制壺“不務研媚而樸雅堅慄，妙不可思。”，因時壺“大為時人寶惜”，當時就有人仿製時壺。時大彬後還出了不少名家，如李仲芳、徐友泉、陳用卿、陳仲美、沈君用等等，紫砂在明代得到極大的發展。
因紫砂土質細膩，含鐵量高，具有良好的透氣性和吸水性，用紫砂壺來沖泡散茶，能把茶葉的真香發揮出來，無怪乎文震亨在《長物志》中提到：“茶壺以砂者為上，蓋既不奪香，又無熟湯氣。”因此紫砂壺一直是明代及以後茶壺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