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時期“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國家的賦稅徭役的攤派主要以王室為主；到春秋時期，王室衰微，諸侯割據，“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甚至“自大夫出”等，這說明各諸侯國已經完全具備獨立的政治經濟文化體系。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為擴大國家收入，加強對人民的控制，各諸侯國逐漸改革以往的稅賦徭役徵收制度。
一、田稅
（一）各國田稅改革
自西周以來，各諸侯國公室與王室一樣，其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是農業奴隸創造的產品，即各公室經營“大田”及其他“藉田”產品，所謂“谷出不過藉”。春秋初期齊國“相地而衰徵”，魯宣公十五年“初稅畝”，以及其他諸侯國的同類舉措，既是公室對農業奴隸的剝削方式的改變，也是國家稅制的改革。所謂“相地而衰徵”，就是按照土地的好壞規定稅額，土地好的多徵收，土地不好的少徵收。所謂“稅畝”，就是“履畝而稅”、“按畝而稅”。“稅畝”制下的納稅人，主要是原來公室藉田制下的“庶人”以及其他型別的農業勞動者。在諸侯國實行稅制後的一段時間裡，納稅人所耕土地仍然屬於公室所有，因此，他們向既是主權者又是土地所有者繳納田畝稅，也就兼有地租和賦稅兩種因素，是地租和賦稅合一。
晉文公
（二）深化田稅剝削
“稅”與“賦”，本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內容不同。賦字從武，表明是軍賦，有別於土地稅等稅收。“稅畝”、“丘賦”或“丘甲”、“州兵”的提法，也表明了土地稅和軍賦二者的區別。然而，隨著春秋中後期軍賦制度一再改革，有些諸侯國的軍賦也是按照“土田”徵收，以致軍賦與田稅合一而徵收，所謂軍賦並非僅是軍用。
春秋中後期隨著農業、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以及頻繁的戰爭和統治者的政治腐敗、生活腐化，諸侯國不斷增加包括田稅在內的種種稅收，勞動人民的負擔日益加重。以春秋後期齊國為例，“征斂無度”、“公厚斂焉”。“民參其力，二人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田土稅，主要是粟米之徵。
二、軍賦
（一）擴大軍賦徵收物件
在戰爭日益頻繁、戰爭規模日益擴大的春秋時期，軍事費用在諸侯國財政支出中佔了較大的比重。為此，諸侯國先後進行了軍賦制度的改革，如晉之“作州兵”，魯之“作丘甲”，楚之“量入修賦”，鄭之“作丘賦”等。各國的這一改革，都包括這樣兩方面的內容：一是打破原來“野人”不服兵役的限制，要求“野人”和“華人”同服兵役；二是普遍徵收車馬、兵器等軍需物品，原來不出軍賦的“野”區也要和華人居住區一樣繳納軍賦。
古代戰爭
《春秋》魯“作丘甲”，杜預注云:“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譏重斂，故書”此說不準確。如有的學者所指出“魯本二軍，今使丘出甸賦，則三倍其舊，是二軍為八軍。《會箋》非其說，甚是”。“丘甲”、“丘賦”、“州兵”，乃是按“丘”或“州”出賦；至於每丘每州究竟多少家，出賦多少，其制難詳。
（二）擴大軍賦徵收範圍
古時盛行車戰，馬對戰爭至關重要。“馬者，兵象。”“馬者，甲兵之本。”“馬者，兵之首也。”儘管馬並非武器，但是它在當時戰爭中的作用比武器更為重要，所以被稱為“兵之本”、“兵之首”。牛的功用也有很多，其中之一就是供軍隊運輸。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大量的糧草等軍需物資需要用具有耐力的牛車運輸。牛皮還可製作鎧甲，牛角、牛筋和牛皮膠又是制弓的重要材料。諸侯國官府所養的牛馬，無疑是軍事所需牛馬的重要來源。然而當時列國間戰爭頻繁，戰爭中不斷會有牛馬以及兵甲的損失；在晉國“作州兵”前的秦晉韓原之戰中，戰敗國晉甚至“兵甲盡矣”，“州兵”即因此而“作”。顯然，在當時諸侯國面臨的政治軍事形勢下，仍如西周時期那樣僅靠官府畜殖之牛馬和官工所造之兵甲，實際難以滿足戰爭的需要；從而，向各“丘”各“州”民眾攤派、徵取牛馬、兵甲等軍需物品，也就勢必成為新的軍賦制度的重要內容之一。
馬牛需要飼料，因此古時軍賦往往包括馬牛的草料甚至粟米之徵。據《尚書》記載，西周初年魯侯伯禽率師討伐淮夷徐戎前，就曾經下令：“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孔子也說過，按照“周公之藉”或“周公之典”的規定，軍旅之徵，“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丘甲”、“兵賦”、“州兵”一類軍賦之賦於民者，除牛馬外，當也包括相應數量的糧草。
春秋時期地圖
三、徭役
徭役也就是力役、勞役。這是壓迫者和剝削者憑藉其政治權力，強制人民群眾從事無償勞動的一種方式。春秋時期，諸侯國徭役頻繁，對於民眾來說也十分繁重。城郭、宮室、臺榭、園林等工程的力役，是春秋時期徭役的重要內容。
晉文公規定：“用民以時”。“晉悼公即位於朝”，“始命百官”之事中，也有“時用民，欲無犯時”一項。這裡說的是“用民”或“時民”時間季節問題。所謂“用民以時”或“時用民”，就是用民、使民“不違農時”。按照這條規定，每年除農事季節以外的全部時間都可“用民”、“使民”，民眾服役的時間也就不短了。況且，春秋時期，特別是春秋後期，晉國統治者“作事不時”，大興土木，而使“民力凋盡”的事例，實際上同樣大量存在。
春秋諸侯國，特別是小國、弱國的庶民，不但要從事本國公室和其他貴族攤派的各種徭役，而且有時還被強國徵調服役。公元前644年，齊國就以霸主的身份要求魯、宋、陳、衛、曹、邢、許、鄭等國庶民修建齊國城市。
齊桓公
春秋時期對賦稅徭役制度的改革，透過改變徵收方式而擴大了徵收範圍。因各諸侯國自然經濟條件差異，也制定了不同的賦稅徭役改革制度，但是其都或多或少地加深了對人民的剝削力度，使人民生活更加苦不堪言。
西周時期“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國家的賦稅徭役的攤派主要以王室為主；到春秋時期，王室衰微，諸侯割據，“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甚至“自大夫出”等，這說明各諸侯國已經完全具備獨立的政治經濟文化體系。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為擴大國家收入，加強對人民的控制，各諸侯國逐漸改革以往的稅賦徭役徵收制度。
一、田稅
（一）各國田稅改革
自西周以來，各諸侯國公室與王室一樣，其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是農業奴隸創造的產品，即各公室經營“大田”及其他“藉田”產品，所謂“谷出不過藉”。春秋初期齊國“相地而衰徵”，魯宣公十五年“初稅畝”，以及其他諸侯國的同類舉措，既是公室對農業奴隸的剝削方式的改變，也是國家稅制的改革。所謂“相地而衰徵”，就是按照土地的好壞規定稅額，土地好的多徵收，土地不好的少徵收。所謂“稅畝”，就是“履畝而稅”、“按畝而稅”。“稅畝”制下的納稅人，主要是原來公室藉田制下的“庶人”以及其他型別的農業勞動者。在諸侯國實行稅制後的一段時間裡，納稅人所耕土地仍然屬於公室所有，因此，他們向既是主權者又是土地所有者繳納田畝稅，也就兼有地租和賦稅兩種因素，是地租和賦稅合一。
晉文公
（二）深化田稅剝削
“稅”與“賦”，本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內容不同。賦字從武，表明是軍賦，有別於土地稅等稅收。“稅畝”、“丘賦”或“丘甲”、“州兵”的提法，也表明了土地稅和軍賦二者的區別。然而，隨著春秋中後期軍賦制度一再改革，有些諸侯國的軍賦也是按照“土田”徵收，以致軍賦與田稅合一而徵收，所謂軍賦並非僅是軍用。
春秋中後期隨著農業、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以及頻繁的戰爭和統治者的政治腐敗、生活腐化，諸侯國不斷增加包括田稅在內的種種稅收，勞動人民的負擔日益加重。以春秋後期齊國為例，“征斂無度”、“公厚斂焉”。“民參其力，二人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田土稅，主要是粟米之徵。
二、軍賦
（一）擴大軍賦徵收物件
在戰爭日益頻繁、戰爭規模日益擴大的春秋時期，軍事費用在諸侯國財政支出中佔了較大的比重。為此，諸侯國先後進行了軍賦制度的改革，如晉之“作州兵”，魯之“作丘甲”，楚之“量入修賦”，鄭之“作丘賦”等。各國的這一改革，都包括這樣兩方面的內容：一是打破原來“野人”不服兵役的限制，要求“野人”和“華人”同服兵役；二是普遍徵收車馬、兵器等軍需物品，原來不出軍賦的“野”區也要和華人居住區一樣繳納軍賦。
古代戰爭
《春秋》魯“作丘甲”，杜預注云:“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譏重斂，故書”此說不準確。如有的學者所指出“魯本二軍，今使丘出甸賦，則三倍其舊，是二軍為八軍。《會箋》非其說，甚是”。“丘甲”、“丘賦”、“州兵”，乃是按“丘”或“州”出賦；至於每丘每州究竟多少家，出賦多少，其制難詳。
（二）擴大軍賦徵收範圍
古時盛行車戰，馬對戰爭至關重要。“馬者，兵象。”“馬者，甲兵之本。”“馬者，兵之首也。”儘管馬並非武器，但是它在當時戰爭中的作用比武器更為重要，所以被稱為“兵之本”、“兵之首”。牛的功用也有很多，其中之一就是供軍隊運輸。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大量的糧草等軍需物資需要用具有耐力的牛車運輸。牛皮還可製作鎧甲，牛角、牛筋和牛皮膠又是制弓的重要材料。諸侯國官府所養的牛馬，無疑是軍事所需牛馬的重要來源。然而當時列國間戰爭頻繁，戰爭中不斷會有牛馬以及兵甲的損失；在晉國“作州兵”前的秦晉韓原之戰中，戰敗國晉甚至“兵甲盡矣”，“州兵”即因此而“作”。顯然，在當時諸侯國面臨的政治軍事形勢下，仍如西周時期那樣僅靠官府畜殖之牛馬和官工所造之兵甲，實際難以滿足戰爭的需要；從而，向各“丘”各“州”民眾攤派、徵取牛馬、兵甲等軍需物品，也就勢必成為新的軍賦制度的重要內容之一。
馬牛需要飼料，因此古時軍賦往往包括馬牛的草料甚至粟米之徵。據《尚書》記載，西周初年魯侯伯禽率師討伐淮夷徐戎前，就曾經下令：“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孔子也說過，按照“周公之藉”或“周公之典”的規定，軍旅之徵，“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丘甲”、“兵賦”、“州兵”一類軍賦之賦於民者，除牛馬外，當也包括相應數量的糧草。
春秋時期地圖
三、徭役
徭役也就是力役、勞役。這是壓迫者和剝削者憑藉其政治權力，強制人民群眾從事無償勞動的一種方式。春秋時期，諸侯國徭役頻繁，對於民眾來說也十分繁重。城郭、宮室、臺榭、園林等工程的力役，是春秋時期徭役的重要內容。
晉文公規定：“用民以時”。“晉悼公即位於朝”，“始命百官”之事中，也有“時用民，欲無犯時”一項。這裡說的是“用民”或“時民”時間季節問題。所謂“用民以時”或“時用民”，就是用民、使民“不違農時”。按照這條規定，每年除農事季節以外的全部時間都可“用民”、“使民”，民眾服役的時間也就不短了。況且，春秋時期，特別是春秋後期，晉國統治者“作事不時”，大興土木，而使“民力凋盡”的事例，實際上同樣大量存在。
春秋諸侯國，特別是小國、弱國的庶民，不但要從事本國公室和其他貴族攤派的各種徭役，而且有時還被強國徵調服役。公元前644年，齊國就以霸主的身份要求魯、宋、陳、衛、曹、邢、許、鄭等國庶民修建齊國城市。
齊桓公
春秋時期對賦稅徭役制度的改革，透過改變徵收方式而擴大了徵收範圍。因各諸侯國自然經濟條件差異，也制定了不同的賦稅徭役改革制度，但是其都或多或少地加深了對人民的剝削力度，使人民生活更加苦不堪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