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和團最早興起于山東和直隸（今河北）交界地區。它是在義和拳等民間反清秘密結社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反帝愛國群眾組織。其成員主要是農民、手工業者和其他勞動群眾，還有不少無業遊民。義和團的名稱最早見於1898年6月山東巡撫張汝梅的奏摺。次年秋起，清政府在公文中也開始使用這一名稱。此後，“義和團”一詞逐漸取代了“義和拳”，或與“義和拳”並用。 山東的教會勢力極為猖獗，人民群眾的反洋教鬥爭也就異常激烈。甲午戰爭後，帝國主義軍事統治力量相對薄弱的魯西北地區，群眾經過長期醞釀，奮起抗教，終於成為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的主要發源地。至1899年，閻書勤、趙三多等領導的冠縣一帶的義和拳，以及朱紅燈、本明和尚（亦稱心誠和尚）領導的茌平、禹城、平原一帶的義和拳，已相當活躍，聲勢甚大。他們在反洋教鬥爭中相互聲援，有力地打擊教會侵略勢力，使帝國主義和清政府為之震驚。 長期以來，直隸人民也不斷反抗教會的欺壓，參加鬥爭的群眾相當廣泛。趙三多、閻書勤等在山東冠縣豎旗起義後，直魯交界地區和直隸南部很快出現了義和團的活動，不時攻打教堂。 義和團興起以後，提出了許多反帝口號，如“扶保中華，逐去外洋”、“扶清滅洋，替天行道”①和“興清滅教”、“洋人可滅”②等等。在鬥爭過程中，義和團也張貼過反清的揭帖，如“滅了耶穌教，殺了東洋鬼，再跟大清鬧”③等。 義和團以宗教和軍事合一為其組織形式。基層單位是壇（或稱廠、爐、場、團），各壇人數不等，多至百人以上，少則五十人或二十五人。幾個或十幾個壇組成總壇（總團）。各總壇之間互相獨立，不相統屬。作戰時分編為哨、班，一哨有五十至一百人，負責人稱哨長（或隊長、百長），哨下分班，每班十人，設班長（或稱十長）。就其總體來說，義和團是一個沒有統一領導和指揮機構的鬆散組織，主要靠揭帖聚會，有事時“傳單一出，千人立聚”④，事畢即散。青年婦女也有類似組織，名為紅燈照，藍燈照等。她們一般擔任勤務工作，有時也參加戰鬥。 義和團的總壇首領稱老師或老祖師，各壇首領稱大師兄、二師兄。大師兄平時掌管壇內各種事務，戰時負責領隊和指揮作戰。山東地區的義和團有總辦、統領、打探、巡營、前敵、催陣及分編哨隊各名目⑤。有的義和團還有大元帥、副元帥、大先鋒、軍師、總管糧臺等稱謂⑥。其中總辦、統領一般由有威望的教師擔任；前敵、催陣由勇敢能戰者充當（作戰時他們騎馬當先，往來督戰）。義和團主要使用大刀、長矛等冷兵器，並有少量鳥槍、抬槍、抬炮等火器。 義和團有較濃厚的封建迷信思想，如宣揚神道相助，刀槍不入等。但義和團制定的某些團規戒律，如“不準公報私仇，以富壓貧，依強凌弱，以是為非”①、“毋貪財，毋好色”②等，則體現了義和團反對邪惡、反抗壓迫、保護善良等勞動人民的品德，因而得到人民群眾的擁護。 義和團運動直接打擊了帝國主義侵略勢力，清政府懾於帝國主義淫威，曾先後多次下令“速為剪除，……實力搜剿”①，“切實彈壓，毋令滋事”②，“從嚴懲辦，以靖地方”①。但是，清軍的武力鎮壓，動搖不了義和團反帝鬥爭的決心，因而此伏彼起，“剿”不勝“剿”。於是有些官吏認為，如果一味“袒教抑民”，勢必“激之生變，鋌而走險”②，主張“化私會為公舉，改拳勇為民團”，“聽其自衛身家，守望相助”③，以求民教相安。清政府這種改“剿”為“撫”、被迫承認義和團為合法團體的政策，使義和團得到了公開活動的有利條件，以致聲勢日大，更加有力地打擊了傳教士和教民的兇焰。 1899年10月上旬，山東平原縣槓子李莊，因教民欺壓群眾，義和團便衝擊當地的教堂。知縣蔣楷派兵前往鎮壓。朱紅燈率團民二三百人（一說近千人）與清軍進行戰鬥，將其擊敗。10月中旬，朱紅燈指揮義和團擊退數百名清軍騎兵的進攻，後又進至距平原縣城僅十八里的森羅殿。不久，朱紅燈率眾衝出重圍，轉至茌平。同年11月，朱紅燈及本明和尚被清軍遊擊馬金敘部逮捕，後在濟南遇害。此後，魯西北地區的義和團在高唐縣人王立言等領導下繼續進行鬥爭。 在帝國主義的壓力下，清廷決心把山東義和團鎮壓下去。1899年12月6日，派工部右侍郎袁世凱署理山東巡撫，統兵前往鎮壓。12月25日，袁世凱統率裝備精良的七千名武衛右軍到達濟南。他見山東“民情強悍”，義和團民“所在多有”，便“分佈隊伍逐處彈壓”。④至1900年夏初，“各處拳廠，均已撤閉”，有的“潛匿僻壤，私相演授”。⑤王立言等首領相繼犧牲，倖存的團民在閻書勤等領導下，或轉為秘密活動，或進入直隸繼續堅持鬥爭。 後世對義和團的看法:鄒容在其著作《革命軍》中說“有野蠻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野蠻之革命有破壞，無建設，橫暴恣睢，知足以造成恐怖之時代，如庚子之義和團，義大利加波拿裡，為國民添禍亂。” 魯迅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中說：“清光緒中，曾有康有為者變過法，不成，作為反動，是義和團起事……”。 蔡元培在1916年說：“滿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視新法之故，而仇視外人，遂有‘義和團‘之役，可謂頑固矣。”（《華工學校講義》） 李大釗在他著名的宣言性論文《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1918年7月1日）中說：“時至近日，吾人所當努力者，惟在如何吸取西洋文明之長，以濟吾東洋文明之窮。斷不許以義和團的思想，欲以吾陳死寂滅之氣象腐化世界。” 陳獨秀在發表在《新青年》上的《克林德碑》一文，更是全面分析了義和團運動在五個根本方面反時代潮流的特徵，陳獨秀最後總結說：“照上列的事實看起來，現在中國製造義和拳的原因，較庚子以前，並未絲毫減少，將來的結果，可想而知。中國民要想除去現在及將來國恥的紀念碑，必須要叫義和拳不再發生；要想義和拳不再發生，非將製造義和拳的種種原因完全消滅不可。現在世上是有兩條道路：一條是向共和的科學的無神的光明道路；一條是向專制的迷信的神權的黑暗的道路。中國民若是希望義和拳不再發生，討厭克林德碑這樣可恥的紀念物不再豎立，到底是向哪條道路而行才好呢？”
義和團最早興起于山東和直隸（今河北）交界地區。它是在義和拳等民間反清秘密結社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反帝愛國群眾組織。其成員主要是農民、手工業者和其他勞動群眾，還有不少無業遊民。義和團的名稱最早見於1898年6月山東巡撫張汝梅的奏摺。次年秋起，清政府在公文中也開始使用這一名稱。此後，“義和團”一詞逐漸取代了“義和拳”，或與“義和拳”並用。 山東的教會勢力極為猖獗，人民群眾的反洋教鬥爭也就異常激烈。甲午戰爭後，帝國主義軍事統治力量相對薄弱的魯西北地區，群眾經過長期醞釀，奮起抗教，終於成為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的主要發源地。至1899年，閻書勤、趙三多等領導的冠縣一帶的義和拳，以及朱紅燈、本明和尚（亦稱心誠和尚）領導的茌平、禹城、平原一帶的義和拳，已相當活躍，聲勢甚大。他們在反洋教鬥爭中相互聲援，有力地打擊教會侵略勢力，使帝國主義和清政府為之震驚。 長期以來，直隸人民也不斷反抗教會的欺壓，參加鬥爭的群眾相當廣泛。趙三多、閻書勤等在山東冠縣豎旗起義後，直魯交界地區和直隸南部很快出現了義和團的活動，不時攻打教堂。 義和團興起以後，提出了許多反帝口號，如“扶保中華，逐去外洋”、“扶清滅洋，替天行道”①和“興清滅教”、“洋人可滅”②等等。在鬥爭過程中，義和團也張貼過反清的揭帖，如“滅了耶穌教，殺了東洋鬼，再跟大清鬧”③等。 義和團以宗教和軍事合一為其組織形式。基層單位是壇（或稱廠、爐、場、團），各壇人數不等，多至百人以上，少則五十人或二十五人。幾個或十幾個壇組成總壇（總團）。各總壇之間互相獨立，不相統屬。作戰時分編為哨、班，一哨有五十至一百人，負責人稱哨長（或隊長、百長），哨下分班，每班十人，設班長（或稱十長）。就其總體來說，義和團是一個沒有統一領導和指揮機構的鬆散組織，主要靠揭帖聚會，有事時“傳單一出，千人立聚”④，事畢即散。青年婦女也有類似組織，名為紅燈照，藍燈照等。她們一般擔任勤務工作，有時也參加戰鬥。 義和團的總壇首領稱老師或老祖師，各壇首領稱大師兄、二師兄。大師兄平時掌管壇內各種事務，戰時負責領隊和指揮作戰。山東地區的義和團有總辦、統領、打探、巡營、前敵、催陣及分編哨隊各名目⑤。有的義和團還有大元帥、副元帥、大先鋒、軍師、總管糧臺等稱謂⑥。其中總辦、統領一般由有威望的教師擔任；前敵、催陣由勇敢能戰者充當（作戰時他們騎馬當先，往來督戰）。義和團主要使用大刀、長矛等冷兵器，並有少量鳥槍、抬槍、抬炮等火器。 義和團有較濃厚的封建迷信思想，如宣揚神道相助，刀槍不入等。但義和團制定的某些團規戒律，如“不準公報私仇，以富壓貧，依強凌弱，以是為非”①、“毋貪財，毋好色”②等，則體現了義和團反對邪惡、反抗壓迫、保護善良等勞動人民的品德，因而得到人民群眾的擁護。 義和團運動直接打擊了帝國主義侵略勢力，清政府懾於帝國主義淫威，曾先後多次下令“速為剪除，……實力搜剿”①，“切實彈壓，毋令滋事”②，“從嚴懲辦，以靖地方”①。但是，清軍的武力鎮壓，動搖不了義和團反帝鬥爭的決心，因而此伏彼起，“剿”不勝“剿”。於是有些官吏認為，如果一味“袒教抑民”，勢必“激之生變，鋌而走險”②，主張“化私會為公舉，改拳勇為民團”，“聽其自衛身家，守望相助”③，以求民教相安。清政府這種改“剿”為“撫”、被迫承認義和團為合法團體的政策，使義和團得到了公開活動的有利條件，以致聲勢日大，更加有力地打擊了傳教士和教民的兇焰。 1899年10月上旬，山東平原縣槓子李莊，因教民欺壓群眾，義和團便衝擊當地的教堂。知縣蔣楷派兵前往鎮壓。朱紅燈率團民二三百人（一說近千人）與清軍進行戰鬥，將其擊敗。10月中旬，朱紅燈指揮義和團擊退數百名清軍騎兵的進攻，後又進至距平原縣城僅十八里的森羅殿。不久，朱紅燈率眾衝出重圍，轉至茌平。同年11月，朱紅燈及本明和尚被清軍遊擊馬金敘部逮捕，後在濟南遇害。此後，魯西北地區的義和團在高唐縣人王立言等領導下繼續進行鬥爭。 在帝國主義的壓力下，清廷決心把山東義和團鎮壓下去。1899年12月6日，派工部右侍郎袁世凱署理山東巡撫，統兵前往鎮壓。12月25日，袁世凱統率裝備精良的七千名武衛右軍到達濟南。他見山東“民情強悍”，義和團民“所在多有”，便“分佈隊伍逐處彈壓”。④至1900年夏初，“各處拳廠，均已撤閉”，有的“潛匿僻壤，私相演授”。⑤王立言等首領相繼犧牲，倖存的團民在閻書勤等領導下，或轉為秘密活動，或進入直隸繼續堅持鬥爭。 後世對義和團的看法:鄒容在其著作《革命軍》中說“有野蠻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野蠻之革命有破壞，無建設，橫暴恣睢，知足以造成恐怖之時代，如庚子之義和團，義大利加波拿裡，為國民添禍亂。” 魯迅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中說：“清光緒中，曾有康有為者變過法，不成，作為反動，是義和團起事……”。 蔡元培在1916年說：“滿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視新法之故，而仇視外人，遂有‘義和團‘之役，可謂頑固矣。”（《華工學校講義》） 李大釗在他著名的宣言性論文《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1918年7月1日）中說：“時至近日，吾人所當努力者，惟在如何吸取西洋文明之長，以濟吾東洋文明之窮。斷不許以義和團的思想，欲以吾陳死寂滅之氣象腐化世界。” 陳獨秀在發表在《新青年》上的《克林德碑》一文，更是全面分析了義和團運動在五個根本方面反時代潮流的特徵，陳獨秀最後總結說：“照上列的事實看起來，現在中國製造義和拳的原因，較庚子以前，並未絲毫減少，將來的結果，可想而知。中國民要想除去現在及將來國恥的紀念碑，必須要叫義和拳不再發生；要想義和拳不再發生，非將製造義和拳的種種原因完全消滅不可。現在世上是有兩條道路：一條是向共和的科學的無神的光明道路；一條是向專制的迷信的神權的黑暗的道路。中國民若是希望義和拳不再發生，討厭克林德碑這樣可恥的紀念物不再豎立，到底是向哪條道路而行才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