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三日，光緒帝頒佈《明定國是》詔諭，開始維新變法。然而，僅僅百日的維新，就以光緒帝被囚禁在南海瀛臺，康有為、梁啟超被迫逃往日本，以譚嗣同為首的戊戌六君子慘遭頑固派的殺害而宣告失敗。然而，導致戊戌政變的起因至今眾說紛紜。
光緒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三日，光緒帝頒佈《明定國是詔》，開始維新變法。接著新政上諭，如雪片飛下，頻頻頒發，而守舊派推宕拖延，全力阻撓。新政無法實行，詔諭全成空文，兩黨形同水火，勢不兩立。七月三十日，光緒帝頒密詔給楊銳，囑咐維新派妥籌良策，推進變法。密詔中說：朕位且不能保，何況其他？光緒帝意識到將有變故，自己處在危險地位，流露出焦急心情，要維新派籌商對策。八月初二日，又由林旭帶出第二次密詔，令康有為：“汝可迅速出外，不可遲延”。康有為、梁啟超、林旭、譚嗣同等維新派的核心人物跪誦密詔，痛哭失聲，誓死搭救皇帝，不得已鋌而走險，決定實行兵變，包圍頤和園，迫使慈禧太后交權。八月初三日，譚同同夜訪法華寺，會見袁世凱，勸說袁舉兵殺榮祿，圍頤和園，對慈禧太后則或囚或殺。康有為等醞釀多時的軍事暴動未及爆發即被以慈禧太后為首的頑固派鎮壓。“百日維新”以光緒帝被囚禁在南海瀛臺，完全失去自由，倡導變法維新的主將康有為、梁啟超被迫逃往日本，譚嗣同、林旭、楊銳、劉光第、楊深秀、康廣仁“戊戌六君子”慘遭頑固派的殺害而告終。戊戌變法宣告失敗。
那麼，戊戌政變的起因是什麼呢？對此，學術界向來是說法不一，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
第一說法，袁世凱告密說。堅持這一觀點的學者認為：袁世凱是個兩面派，一面假意和維新派周旋，騙得光緒帝封他為侍郎；另一面看到慈禧的勢力根深蒂固，決定投靠舊黨。他用假話哄走了譚嗣同，八月初五日向皇帝請訓，當天乘火車迴天津，向榮祿告密，出賣光緒帝和維新派。當夜，榮祿趕回北京告變。八月初六日晨，慈禧臨朝訓政，囚禁光緒，捕拿維新派，殺害六君子，“百日維新”遂告失敗。
袁世凱告密說長期流行於史學界，但近幾十年來，不少歷史學家對此提出疑問，否定了因袁世凱告密導致慈禧政變之說，其理由如下：（1）政變之初，慈禧為何不捉拿譚嗣同；（2）榮祿不可能乘火車連夜趕回北京；（3）袁世凱《戊戌日記》中所談的告密情形存在疑點，不可相信。因此，可以說戊戌政變時，袁世凱沒有八月初四日在北京告密的必要與條件。袁世凱並沒有黨附維新派，光緒帝對袁世凱的知遇之恩遠早於維新黨人，而保全光緒帝，是袁世凱保全自己的必然選擇。袁世凱之後的飛黃騰達，並非慈禧太后對其告密的獎賞。所以，不是袁世凱的告密導致西太后政變，而是西太后政變導致袁世凱告密。當然袁世凱雖非主動告密，但把圍園密謀和盤托出，總算將功補過，不但被舊黨寬容，而且受到重用。榮祿進京，袁世凱奉命署理直隸總督，其新建陸軍得賞銀四千兩。他以六君子的鮮血染紅了自己的頂子，但守舊派對他並不完全信任，慈禧太后因袁世凱參與圍園密謀，並沒有主動出手，欲加重懲。榮祿卻看中了袁世凱的才能，為袁力保，袁才能夠保全官位。如果袁世凱是主動告密，慈禧怎麼會認為袁世凱存心叵測，欲置之重典呢？
第二說法，楊崇伊致慈禧太后密摺說。9月18日，御史楊崇伊透過慶親王奕勖代遞向慈禧太后呈遞密摺，折中羅列了四項“即日訓政”的理由：（1）“公車上書”以來，康有為和其弟康廣仁及梁啟超來京講學，煽動天下之士心；（2）光緒帝經常召見康有為等人；（3）“兩月以來變更成法，斥逐老成，藉口言路之開，以位置黨羽”。（4）伊藤博文訪華。楊崇伊的密摺雖然不長，卻足以打動太后，促使其立即採取行動。吳相湘先生於1957年就撰文指出，戊戌政變的起因不在於袁世凱的告密，而是因為御史楊崇伊致慈禧太后的密摺，而在其中伊藤博文訪華是最主要的因素。房德鄰先生也堅持認為政變的原因主要是楊崇伊的密摺。袁世凱雖然告密，但此時政變已經發生，聽到楊崇伊帶來政變訊息，袁世凱以為事情洩漏，為保全自己，和盤托出圍園劫太后的密謀，致使事態擴大，大批維新派被捕、被革、被逐和六君子被殺。
第三種說法，伊藤博文的訪華說。孔祥吉、湯志鈞先生認為政變的導火索是伊藤博文訪華。9月11日，伊藤以“個人遊歷”身份抵達天津，榮祿心懷鬼胎宴請了他。9月14日，伊藤抵達北京，康、梁等人興奮不已，朝夕問計，並上奏皇帝欲請伊藤“留作顧問官”。經過接洽，光緒帝決定於9月20日召見伊藤。伊藤的來華及維新黨人的頻繁活動，使頑固派十分惶恐。他們認為伊藤來華的目的絕非“遊歷”，而是同光緒帝、康有為等一起謀劃政變，要阻止他們的行動就得趕緊先行下手。於是，9月18日楊崇伊上奏摺請慈禧“訓政”。奏摺說，伊藤之來華“將專政柄”，只有請太后“訓政”，才能“轉危為安”。9月19日，榮祿由天津趕赴北京，參加了政變密謀。是日晚上，慈禧太后便從頤和園趕回皇宮，幽禁了光緒帝，發動了戊戌政變。康有為等醞釀多時的軍事暴動未及爆發即被以慈禧太后為首的頑固派撲滅了。
第四種說法，多種因素說。與上述三種觀點不同，一些學者認為，毋庸贅言，戊戌政變的發生是多種因素合力作用的結果。“軍機四卿”的提拔和禮部堂官的罷免，開懋勤殿的召集意圖，楊崇伊等籲請重新訓政的奏摺，伊藤博文的來訪乃至多數旗人、士紳、官員對變法措施的不解和反對，激進改革造成的社會震盪和民心不穩、流言傳播等等，都成為了促使慈禧下定政變決心的誘導因素。但袁世凱的告密亦當被收入觀察視野，因為假如不這樣來觀察，若干問題便不易解釋，其中環節便難有符合邏輯的聯串。
不得不承認，戊戌政變起因之謎並沒有因為研究的深入而日漸明朗化，然而，我們相信，隨著新資料的發掘，會最終揭開戊戌政變的神秘面紗。
光緒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三日，光緒帝頒佈《明定國是》詔諭，開始維新變法。然而，僅僅百日的維新，就以光緒帝被囚禁在南海瀛臺，康有為、梁啟超被迫逃往日本，以譚嗣同為首的戊戌六君子慘遭頑固派的殺害而宣告失敗。然而，導致戊戌政變的起因至今眾說紛紜。
光緒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三日，光緒帝頒佈《明定國是詔》，開始維新變法。接著新政上諭，如雪片飛下，頻頻頒發，而守舊派推宕拖延，全力阻撓。新政無法實行，詔諭全成空文，兩黨形同水火，勢不兩立。七月三十日，光緒帝頒密詔給楊銳，囑咐維新派妥籌良策，推進變法。密詔中說：朕位且不能保，何況其他？光緒帝意識到將有變故，自己處在危險地位，流露出焦急心情，要維新派籌商對策。八月初二日，又由林旭帶出第二次密詔，令康有為：“汝可迅速出外，不可遲延”。康有為、梁啟超、林旭、譚嗣同等維新派的核心人物跪誦密詔，痛哭失聲，誓死搭救皇帝，不得已鋌而走險，決定實行兵變，包圍頤和園，迫使慈禧太后交權。八月初三日，譚同同夜訪法華寺，會見袁世凱，勸說袁舉兵殺榮祿，圍頤和園，對慈禧太后則或囚或殺。康有為等醞釀多時的軍事暴動未及爆發即被以慈禧太后為首的頑固派鎮壓。“百日維新”以光緒帝被囚禁在南海瀛臺，完全失去自由，倡導變法維新的主將康有為、梁啟超被迫逃往日本，譚嗣同、林旭、楊銳、劉光第、楊深秀、康廣仁“戊戌六君子”慘遭頑固派的殺害而告終。戊戌變法宣告失敗。
那麼，戊戌政變的起因是什麼呢？對此，學術界向來是說法不一，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
第一說法，袁世凱告密說。堅持這一觀點的學者認為：袁世凱是個兩面派，一面假意和維新派周旋，騙得光緒帝封他為侍郎；另一面看到慈禧的勢力根深蒂固，決定投靠舊黨。他用假話哄走了譚嗣同，八月初五日向皇帝請訓，當天乘火車迴天津，向榮祿告密，出賣光緒帝和維新派。當夜，榮祿趕回北京告變。八月初六日晨，慈禧臨朝訓政，囚禁光緒，捕拿維新派，殺害六君子，“百日維新”遂告失敗。
袁世凱告密說長期流行於史學界，但近幾十年來，不少歷史學家對此提出疑問，否定了因袁世凱告密導致慈禧政變之說，其理由如下：（1）政變之初，慈禧為何不捉拿譚嗣同；（2）榮祿不可能乘火車連夜趕回北京；（3）袁世凱《戊戌日記》中所談的告密情形存在疑點，不可相信。因此，可以說戊戌政變時，袁世凱沒有八月初四日在北京告密的必要與條件。袁世凱並沒有黨附維新派，光緒帝對袁世凱的知遇之恩遠早於維新黨人，而保全光緒帝，是袁世凱保全自己的必然選擇。袁世凱之後的飛黃騰達，並非慈禧太后對其告密的獎賞。所以，不是袁世凱的告密導致西太后政變，而是西太后政變導致袁世凱告密。當然袁世凱雖非主動告密，但把圍園密謀和盤托出，總算將功補過，不但被舊黨寬容，而且受到重用。榮祿進京，袁世凱奉命署理直隸總督，其新建陸軍得賞銀四千兩。他以六君子的鮮血染紅了自己的頂子，但守舊派對他並不完全信任，慈禧太后因袁世凱參與圍園密謀，並沒有主動出手，欲加重懲。榮祿卻看中了袁世凱的才能，為袁力保，袁才能夠保全官位。如果袁世凱是主動告密，慈禧怎麼會認為袁世凱存心叵測，欲置之重典呢？
第二說法，楊崇伊致慈禧太后密摺說。9月18日，御史楊崇伊透過慶親王奕勖代遞向慈禧太后呈遞密摺，折中羅列了四項“即日訓政”的理由：（1）“公車上書”以來，康有為和其弟康廣仁及梁啟超來京講學，煽動天下之士心；（2）光緒帝經常召見康有為等人；（3）“兩月以來變更成法，斥逐老成，藉口言路之開，以位置黨羽”。（4）伊藤博文訪華。楊崇伊的密摺雖然不長，卻足以打動太后，促使其立即採取行動。吳相湘先生於1957年就撰文指出，戊戌政變的起因不在於袁世凱的告密，而是因為御史楊崇伊致慈禧太后的密摺，而在其中伊藤博文訪華是最主要的因素。房德鄰先生也堅持認為政變的原因主要是楊崇伊的密摺。袁世凱雖然告密，但此時政變已經發生，聽到楊崇伊帶來政變訊息，袁世凱以為事情洩漏，為保全自己，和盤托出圍園劫太后的密謀，致使事態擴大，大批維新派被捕、被革、被逐和六君子被殺。
第三種說法，伊藤博文的訪華說。孔祥吉、湯志鈞先生認為政變的導火索是伊藤博文訪華。9月11日，伊藤以“個人遊歷”身份抵達天津，榮祿心懷鬼胎宴請了他。9月14日，伊藤抵達北京，康、梁等人興奮不已，朝夕問計，並上奏皇帝欲請伊藤“留作顧問官”。經過接洽，光緒帝決定於9月20日召見伊藤。伊藤的來華及維新黨人的頻繁活動，使頑固派十分惶恐。他們認為伊藤來華的目的絕非“遊歷”，而是同光緒帝、康有為等一起謀劃政變，要阻止他們的行動就得趕緊先行下手。於是，9月18日楊崇伊上奏摺請慈禧“訓政”。奏摺說，伊藤之來華“將專政柄”，只有請太后“訓政”，才能“轉危為安”。9月19日，榮祿由天津趕赴北京，參加了政變密謀。是日晚上，慈禧太后便從頤和園趕回皇宮，幽禁了光緒帝，發動了戊戌政變。康有為等醞釀多時的軍事暴動未及爆發即被以慈禧太后為首的頑固派撲滅了。
第四種說法，多種因素說。與上述三種觀點不同，一些學者認為，毋庸贅言，戊戌政變的發生是多種因素合力作用的結果。“軍機四卿”的提拔和禮部堂官的罷免，開懋勤殿的召集意圖，楊崇伊等籲請重新訓政的奏摺，伊藤博文的來訪乃至多數旗人、士紳、官員對變法措施的不解和反對，激進改革造成的社會震盪和民心不穩、流言傳播等等，都成為了促使慈禧下定政變決心的誘導因素。但袁世凱的告密亦當被收入觀察視野，因為假如不這樣來觀察，若干問題便不易解釋，其中環節便難有符合邏輯的聯串。
不得不承認，戊戌政變起因之謎並沒有因為研究的深入而日漸明朗化，然而，我們相信，隨著新資料的發掘，會最終揭開戊戌政變的神秘面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