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者，吟詠性情也”（南宋·嚴羽《滄浪詩話》）。作為抒情言志的文學題裁，中國詩歌經歷了《詩經》，《楚辭》，漢賦，漢樂府詩，魏晉、南北朝民歌，唐詩，宋詞，元曲，明清詩歌，現代詩、新詩的不同發展階段。唐詩和宋詞，作為詩歌發展最輝煌的兩個階段，可以說是相互承接的，是歷史文化發展的必然。也可以說，宋詞是唐詩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平林漠漠煙如織，寒山一帶傷心碧。暝色入高樓，有人樓上愁。玉階空佇立，宿鳥歸飛急。何處是歸程？長亭更短亭。”這首《菩薩蠻》是唐五代詞中的最為膾炙人口的作品之一，傳為唐代偉大詩人李白所作，與《憶秦娥·簫聲咽》一起被譽為“百代詞曲之祖”。“簫聲咽(yè)，秦娥夢斷秦樓月。秦樓月，年年柳色，灞陵傷別。樂遊原上清秋節，咸陽古道音塵絕。音塵絕，西風殘照，漢家陵闕”（《憶秦娥·簫聲咽》）。作為一種音樂文學，詞始所配合的音樂是所謂燕樂（又叫宴樂），初流行於民間，中唐詩人張志和、韋應物、白居易、劉禹錫等把這一文體引入了文壇，晚唐溫庭筠及南唐李煜、馮延巳等詞人發展了詞創作，並在詩之外別樹一幟。“漸霜風悽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柳永·《八聲甘州·對瀟瀟暮雨灑江天》）。詩歌發展到唐末, 無論長篇短制，古體律絕, 都達到成熟的階段, 創作者再難有新的突破；詞，作為代詩而起的新形式，無論是題材，還是風格，都有很大的發展空間，這也是詩歌發展的必然。“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晏殊《浣溪沙·一曲新詞酒一杯 》）。北宋建立後，一系列的制度使當時的經濟得到很大發展，人民生活相對穩定；相應的，文化藝術也開始走向繁榮，以歌唱為特色的詞正是其中重要的一方面。“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蘇軾·《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北宋的晏殊，歐陽修、柳永、蘇軾等詞人都極大促進了詞的發展。如唐代推崇詩一樣，宋代上自帝王卿相, 下至倡優歌妓, 莫不詠之。全社會的認同和推崇，使宋詞佳篇迭出，影響深遠。

什麼是「唐詩」、「宋詞」

唐詩和宋詞這兩種文體雖然都冠以朝代，其實在宋代以後，直到二十一世紀的今日，仍有不少中國讀書人繼續寫「唐詩」、填「宋詞」。

「唐詩」、「宋詞」的相似處

唐詩與宋詞有異也有同，相同之處，主要是二者都屬韻文，各自有押韻的要求和格式。唐詩和宋詞最初都能夠配合音樂歌詠，不過相關曲譜沒有留傳下來，我們現在無從得知其中的音樂旋律。

「唐詩」、「宋詞」的差異

唐詩宋詞的另一重大差異在於用韻，詞的韻腳比詩的韻腳寬。

例如作詩要以中古漢語的發音來決定韻部。如分開「一東韻」和「二冬韻」，說明古代「東南西北」的「東」和「春夏秋冬」的「冬」讀音不一樣。到了唐代「一東韻」和「二冬韻」已經沒有分別。但是到了今天，中國讀書人作詩還是要兩韻分用，合用的時候則有嚴格限制。填詞則是「一東」和「二冬」可以合用，完全沒有限制。其他韻部亦有合併的情況。

總而言之，填詞用韻是比寫詩用韻自由得多。

不是的，近代學者已經論證過詞並非“詩餘”；但對於詩詞的分界線還是過於模糊不清。

詞之體裁，最早可以追溯到南梁時期。詞品序上說詞與詩是同源而異流（同濫觴於樂府），但這僅僅是指詞這種長短句的形式而已。

我們談宋詞的起源卻不能這麼談。為什麼呢？因為詞與詩最突出的區別並不是在句式上，而是在音樂性上。詞有所謂的“句有定字，字有定音”；又詞不談“寫詞”，而稱之為“填詞”，這些都表明了詞的聲韻句式，是需依靠“曲拍”的。

甚至於詞這種句式長短不一的情況，也因為樂曲所造成的：古樂府本來只有詩，但曲子裡卻有（泛聲）和聲，在最開始只是在和聲部分加一些諸如“呵呵呵”的助詞，之後為了怕和聲部分丟失，便加了一些實字，遂形成了長短句這種格式。

《朱子語類》卷一四○:"古樂府只是詩，中間卻添許多泛聲。後來人怕失了那些聲，逐一聲添個實字，遂成長短句，今曲子便是。"

既知詞與音樂性密不可分，又詩歌體制，通常會隨著音樂系統的更迭而發展變化。前文提到，詩、詞同源流於樂府。至周朝的“雅頌寢聲”衰敗，聲樂系統開始崩潰，直到漢時，唐山夫人有作《房中祠樂》開始，到漢武帝立樂府，便逐漸建立新的音樂體系。

《漢書·禮樂志》雲：“至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

當時詞所本之曲調，便出於此。然而中國古樂中‘禮崩樂壞’的傳統由來已久，時至隋唐，舊曲不存，便以琵琶七調配合律呂，括西域胡曲而形成的一種新舊交融的音樂系統，叫做“燕樂雜聲”。即是雜聲，自然非所謂的“中夏之正聲”，甚至於只是“胡夷里巷之曲”。而宋詞所本之樂曲，便是“燕樂雜聲”。

也正因詞所本之聲樂不登大雅，以至於有“和凝焚詞”，“鄭聲比佞人”之說，所以在隋唐之時，詞還是僅供伶人歌姬於歌舞宴會時吟唱助興罷了，直到宋時，聲樂系統醞釀風行，又因聲調協美，這才讓文人階層捏著鼻子去倚聲填詞。雖雲填詞，但士大夫礙於臉面，並不直接講詞，而是改成所謂的“詩餘”、“雅集”、‘樂府’等名目------以訛傳訛，之後出現了“詞為詩餘”的謠傳。

總而言之，長短句的形式雖然能追溯到樂府，但宋詞所本是隋唐的燕樂系統，與漢樂府是截然二事；而所謂的“宋詞是唐詩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更是不攻自破了。

不是的！

確切地說，詞是詩歌體裁的另一個分支，在古代詩歌中體裁中，所謂詩，主流都五七言為主，結構總體上顯得整齊順暢，包括古風，絕句，律詩等。所謂詞，也叫長短句，從實際表現上來看，詞與詩的最大的區別就在於結構的相對“自由”，即句有“長短”。

詩歌被他們從民歌中脫離了出來！自成一系。

民歌依然存在，但詩歌隨著士族的興起變得獨立起來，當時的離騷我個人覺得更像是唱和吟的合體。

然後就是賦！或許是漢武帝喜歡吧！畢竟詩由於押韻的緣故，產生了一種叫做音律的美。而這種美在其它文章中是很少的。於是，詩，確切地說是賦，從唱中脫離開來，變成一種純粹上的文字上的享受，賦在表現比例上，吟誦已經多於唱和了！一直到漢樂府的出現，再一次將民歌上升到了文字欣賞的高度，一個朝代詩賦的精華，濃縮到那40多首之中，也就是說100卷的漢樂府，只有那些才經受住了時光的洗滌，成為文學，成為詩。

民歌和詩，終於被成功地被分離了開來。詩幾乎成了知識分子專用的標籤，曹操父子，還有魏晉時的那些大伽，都曾留下過關於的詩的印記。那些痛苦，那些希望，那些眼淚和鮮血，都毫無保留地浸滿了詩的每個一韻腳 。

從民歌中走出的詩，終於從唱變成了吟。

而民歌呢，依然在民間流傳，在旅途中，在騎館裡，在客船上，在青樓邊.....好吧，如果詩是你們的特權，那麼請把唱歌的權利留給我。

無數音樂愛好者，從業者，一代代優伶樂師的積累和創作，詞終於破土而出，在社會的最低層流傳，在市井之間傳唱，在青樓裡飛揚，在有月亮有相思的夜裡散發著芬芳。

那個朝代叫南梁。

在這些唱出來的文字裡，沒有壯闊的理想，沒有遠大的抱負，沒有萬丈的雄心，只有兩個人的愛情，只有一個人相思，在枕邊、窗前、燈下、雨中那無盡的惆悵，所以，在虛偽而正統計程車人看來，自然是不登大雅之堂。

當士族階層拒絕的時候，詞自然無法站起來。

魏晉人物晚唐詩”，當時光的指尖劃過晚唐，詩歌也開始出現了不少分支，風流雅緻的人，曲盡極妙的詩也成為了一種方向，比如“二十四橋明月夜”的杜樊川。其實，在我個人看來，這種詩風的變化在本質上應當是一種個人情感追求的體現。生活除了家國羈旅，還應當有其它的需求，不是麼？比如愛情，比如情愛。顯然，五七言那嚴謹精準的平仄格律真的不大適合這種個人情感的表達。

一個朝代的背影總是和笙歌和風月離不開的。無論是達官顯貴，還是風流公子，自然免不了社交應酬，與其在家裡故作君子似的品茶論道，莫不如去風月場所釋放真情，杯酒言歡。那麼即然是風月場所，當然少不了美人助興，可是對於娛樂場所來說，在文人面前，以色娛人終究顯得下乘，缺少檔次。若是新增些藝術成份在裡面，必然會賓主皆歡，豈不就變成了風雅之事。

論到風雅，還有什麼比詩歌更能引起共鳴呢？何況唐人對詩歌的熱愛世所共知，於是詩就從吟變成了唱，但是詩作多為個人感懷世事，描寫男女情愛畢竟是少數。

詞，應勢而起。所以說晚唐五代之時，詞的興起一方面是體裁的需求，情感表達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這些風月之地的市場需求。

唐詩的偉大對於宋朝文人而言，是悲哀的，錢鍾書先生在他的《宋詩選注》序中說道：“有唐詩作榜樣是宋人的大幸，也是宋人的大不幸。看了這個好榜樣，宋代詩人就學了乖，會在技巧和語言方面精益求精；同時，有了這個好榜樣，他們也偷起懶來，放縱了摹仿和依賴的惰性。瞧不起宋詩的明人說它學唐詩而不像唐詩 ，這句話並不錯，只是他們不懂這一點不像之處恰恰就是宋詩的創造性和價值所在。明人學唐詩是學得來維肖而不維妙，像唐詩而又不是唐詩，缺乏個性，沒有新意，因此博得“瞎盛唐詩”、“贗古”、“優孟衣冠”等等綽號 。宋人能夠把唐人修築的道路延長了，疏鑿的河流加深了，可是不曾冒險開荒，沒有去發現新天地。 ”

這個新天地，就是詞！

即然，詩寫得再好也不好過唐詩，那就另起一行吧！

這另起的一行，就是詞！

秦文、楚辭，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一路下來，都是另起一行，不是麼？

這個問題可以約等於詞的起源問題。我們看看著名詞人李清照怎麼看這個問題的？

樂府聲詩並著，最盛於唐。開元、天寶間，有李八郎者，能歌擅天下。時新及第進士開宴曲江，榜中一名士先召李，使易服，隱姓名，衣冠故敝，精神慘沮，與同之宴所，曰：“表弟願與坐末。”眾皆不顧。既酒行，樂作，歌者進，時曹元謙、念奴為冠。歌罷，眾皆諮嗟稱賞。名士忽指李曰：“請表弟歌。”眾皆哂，或有怒者。及轉喉發聲，歌一曲，眾皆泣下。羅拜曰：“此李八郎也。”自後鄭、衛之聲日熾，流靡之變日煩，已有《菩薩蠻》、《春光好》、《莎雞子》、《更漏子》、《浣溪沙》、《夢江南》、《漁父》等詞，不可遍舉。 ——《詞論》

李清照在這裡認為詞起源於唐代流行音樂——燕樂（宴樂）。燕樂具體是什麼呢？傳統的相和歌（秦漢時期音樂）和由南方民歌發展起來的“吳聲”、“西曲”(或稱“吳歌”、“荊楚西聲”)相結合的產物是清樂，清樂活躍於魏晉南北朝，主要在南方。而北方由於少數民族南遷，戰亂，通商等原因，西域等地方的“胡樂”傳入中國。以“胡樂”為主體，融合“清樂”，形成了隋唐時期的“燕樂”。這種音樂最早是宮廷宴會和典禮場合演唱，所以，也叫“宴樂”。

《隋書·音樂志》記載：煬帝不解音律，略不關懷。後大制豔篇，辭極淫綺。令樂正白明達造新聲，創《萬歲樂》、《藏鉤樂》、《七夕相逢樂》、《投壺樂》、《舞席同心髻》、《玉女行觴》、《神仙留客》、《擲磚續命》、《鬥雞子》、《鬥百草》、《泛龍舟》、《還舊宮》、《長樂花》及《十二時》等曲，掩抑摧藏，哀音斷絕。

《泛龍舟》的曲詞如今還能在宋代人郭茂倩的《樂府詩集》裡看見，已經跟敦煌曲子詞很接近了。所以，隋代是詞的萌芽階段。

有了曲調，詞怎麼填呢？很簡單，大約有兩種，一種是給五言、七言詩歌增減字數，配合曲調。另一種是按照曲調節拍創作長短句。

各舉一個例子：好時光 李隆基

寶髻偏宜宮樣，蓮臉嫩，體紅香。眉黛不須張敞畫，天教入鬢長。莫倚傾國貌，嫁取個，有情郎。彼此當年少，莫負好時光。

原詩則是：

寶髻偏宜宮樣，臉嫩體紅香。眉黛不須畫，天教入鬢長。莫倚傾國貌，嫁取有情郎。彼此當年少，莫負好時光。

兩相對比之下就能看出問題，就是把五言詩歌按照曲調重新劃分節奏和增減字數。

再看一首：

憶江南·春去也唐 · 劉禹錫春去也，多謝洛城人。弱柳從風疑舉袂，叢蘭裛露似沾巾。獨坐亦含嚬。春去也。共惜豔陽年。猶有桃花流水上，無辭竹葉醉尊前。惟待見青天。

其調名下有作者自注：“和樂天春詞，依《憶江南》曲拍為句。”意思就是說，和白居易的春詞，按照他的《憶江南》的曲子的節拍創作字句。

而這個憶江南就是著名的那首：

江南好，風景舊曾諳。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能不憶江南？

至少看到這，我們可以說唐詩對於早期的詞有一定影響，少量作品直接就是詩改編而來。而且詞在晚唐也是受到了詩風的影響，晚唐詩人的綺麗婉約，影響到了當時詞的風格。有文字證明當時的詩風：

《唐詩別裁》：晚唐詩多柔靡，牧之以拗峭矯之。

綜上所述，我們至少可以說詩影響到了詞，但是，不能說詞就是完完全全起源於唐詩，而且詞發展到了後來，與詩距離越來越遠。以至於“以詩為詞”的蘇軾被李清照所反對，並且李清照認為“詞別是一家”。

中國文化講究的是傳承有序。中國文字如此，中國的藝術形式也是如此。

中國的文字由繁到簡，中國的詩詞歌賦走的也是同一條路。 中國文字從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隸書、草書、行楷到楷書；

中國藝術形式從《詩經》《漢賦》再到《唐詩》也是一個慢慢從“陽春白雪”到“下里巴人”的過程，更是一個文化普及，詩歌走入老百姓日常生活的過程。

《宋詞》定型與唐五代，到宋朝達到了藝術頂峰。不同於唐詩那麼嚴格的韻律要求，宋詞顯得更加“隨意”。

宋詞句子有長有短，便於歌唱。因是合樂的歌詞，故又稱曲子詞、樂府、樂章、長短句、詩餘、琴趣等。

和律詩只有四種格式不同，宋詞的格式(曲牌)有一千多種。

詞最初是伴曲而唱的，曲子都有一定的旋律、節奏。這些旋律、節奏的總和就是詞調。

詞與調之間，或按詞制調，或依調填詞，曲調也就是詞牌，其通常根據詞的內容而定。

不過因為創作的人多了，填詞的人多了，詞牌與內容也逐漸脫節了。如《沁園春》《蝶戀花》等等與最初的歌詠物件之間都沒有多大關係了。

換句話說，填詞的出現頗有幾分類似現在歌手們對某一支經典老歌的翻唱，雖然歌詞歌曲無太大明顯變化；

但是歌手在某些細節、演唱技巧、發聲部位的處理上都不大相同；有時候一點兒面目全非到感覺。因此，聽上去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宋詞，因為易於普及和傳唱，又被後世的文學批評家分成了若干型別或者流派，如婉約派、豪放派等等。

宋詞過後，就是元人的《小令》，更加接地氣。不過這已經不是此次答題的範圍，不再囉嗦，就此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