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爾斯泰的《兩個驃騎兵》

我們不易瞭解托爾斯泰是如何建構他的敘事的。在其他小說家那裡顯見的技巧——對稱的模式、支撐的結構、抗衡、環節——在托爾斯泰的作品中都是隱藏的。不過隱藏不代表不存在：托爾斯泰讓人覺得他將“生命”的原貌轉移到紙頁上（“生命”，要定義這個神秘的實體，我們必須從書面開始），這個印象事實上只不過是他的藝術技巧的結果，也就是說這是較為錯綜複雜的詭計。

在托爾斯泰的作品中，“結構”最為明顯的作品之一是《兩個驃騎兵》，這是他最典型的故事之一——至少是早期風格——較為直接的托爾斯泰作品——同時也是他最美的作品之一，因此觀察它的結構，可以讓我們瞭解作者的創作方式。

《兩個驃騎兵》寫於1856年，並於同年出版，這部作品重新喚起一個當時已逝的年代，也就是十九世紀初期。它的主題是活力，衝刺、無拘無束的活力，那種被視為遙遠的、已失去的神話般的東西。接任新職務的軍官在客棧裡等待換拉雪橇的馬，並在玩牌時彼此欺詐，當地的鄉下貴族所舉行的舞會以及“與吉普賽人共度”的狂歡夜：托爾斯泰在上層社會中呈現這股暴烈的活力，並加以神話化，彷彿這股能量是俄羅斯軍事封建制度的自然基礎，如今卻失去了。

整個故事的樞紐集中於一名主角身上，這名主角認為活力是獲得成功、威望與力量的唯一理由，這樣的活力在它自身、在它對規則的置之不理、在過度行為中找到它的道德與一貫性。騎兵軍官圖爾賓伯爵是個酒徒、賭客，沉溺女色、好勇鬥狠，這個角色集中了整個社會的活力。他身為神話英雄的力量來自於他把那股活力引向正面結果，然而在社會中，這樣的活力只展現了它的破壞性：因為這是一個由騙子、竅國者、酒鬼、吹牛大王、乞丐與浪蕩子所組成的世界，可是在這個世界中，溫馨的相互寬容也將所有的衝突轉變為遊戲與慶典。這種假裝文雅的文明性幾乎不能掩飾足以媲美野蠻部族的殘暴；對於寫作《兩個驃騎兵》的托爾斯泰來說，野蠻風俗是貴族俄羅斯的先驅，貴族俄羅斯的真相與發展就存在於這樣的野蠻性當中。一個很好的例子是，在由K鎮的貴族所舉辦的舞會中，舞會女主人看到圖爾賓伯爵進場時的憂慮。

然而，圖爾賓的個性結合了暴力與輕浮：托爾斯泰總是讓他做他不該做的事，卻為他的每個行動賦予神奇的正當性。圖爾賓可以向一名勢利眼借錢，但沒有還錢的打算，事實上，他還侮辱而且虐待他；他可以藏身在一名可憐寡婦（他債主的妹妹）的馬車中，不費吹灰之力就引誘了她，又穿著她亡夫的毛皮外套，四處炫耀，若無其事地破壞她的名聲。不過他也可以表現出忘我的殷勤行為，例如他可以在雪橇駕到一半時，回來親吻睡夢中的她，然後再離開。圖爾賓敢於當著每個人的面，說出他們的真面目：是騙子他就說是騙子，他強行剝奪騙徒的不當所得，然後將它們還給那個先被他騙的可憐笨蛋，接著再將剩下的錢捐給吉普賽婦女。

不過這只不過是故事的一半而已，是十六章中的前八章。在第九章中，歲月一跳二十年：時間來到1848年，圖爾賓已於先前喪命於一場決鬥中，他兒子現在也變成了騎兵隊中的軍官。在行軍至前線的途中，他也抵達了K鎮，並且遇到了前一半故事中的幾名人物愚蠢的騎兵與可憐的寡婦，她現在已經變成了聽天由命的已婚老婦，還有她的女兒，年輕與年長的世代呈對稱關係。我們馬上便注意到，故事的第二部分是第一部分的映象，只不過一切都顛倒過來了：現在我們所看到的已經不是下雪的冬天、雪橇與伏特加，而是溫煦的春天，以及月光下的花園；與世紀初在待命的旅舍狂歡的瘋狂幾年相對的，是十九世紀中期，這是一段安定的時期，在寧靜的家庭中打毛衣的祥和無聊的生活（對托爾斯泰來說這是當前現實，不過我們現在很難理解他的觀點）。

新出現的圖爾賓是屬於較文明的世界，他為父親遺留的放蕩名聲感到羞恥。不過他的父親雖然會毆打及虐待僕人，卻與僕人建立一種聯絡及信任，這個兒子雖然沒做什麼，卻會抱怨他的僕人：他也會壓迫僕人，不過是以刺耳、柔弱的方式。在故事的後半部，也有一場牌局，不過是在家裡進行，賭注也只有幾盧布，氣度狹小的年輕圖爾賓毫無顧忌地從女主人身上贏錢，同時還與她女兒調情。他的父親有多麼狂妄慷慨，他就有多麼猥瑣狹隘，特別是他常常不知分寸而且無能。他追求女孩的過程是一連串的誤會，在夜間進行的誘惑只不過讓他的笨拙勾引顯得可笑，就連這樣的誘惑導致的決鬥，也隨著每日例行公事的佔上風而告吹。

我們必須承認，在這部由最偉大的戰爭作家所寫的軍人的故事中，最重要的缺席者是戰爭本身。然而這終究還是一則戰爭故事：關於兩代的圖爾賓家族，貴族的與軍事的，前者是擊敗拿破崙的一代，後者是鎮壓波蘭與匈牙利革命的一代。托爾斯泰在作為引言的韻文中彈出了頗具爭議性的弦外之音，他攻擊大寫的歷史，因為大寫的歷史通常只考慮到戰鬥與戰術，而忽略構成人類存在的本質。這已經是托爾斯泰於十年後在《戰爭與和平》中所發展的議題。儘管此處托爾斯泰還未離開軍官的世界，但同一主題的發展讓他將大批出身農民的普通士兵，變為歷史的真正主角，以對立於偉大的軍事領袖。

與其說托爾斯泰感興趣的是頌揚亞歷山大一世時的俄羅斯而不是尼古拉一世時的俄羅斯，倒不如說他感興趣的是找出故事中的“伏特加”（請參考故事的引言），也就是驅動人類的燃料。第二部分的開端（第九章）——作為引言和引言懷舊的、有點陳詞濫調的倒敘的對應——它的靈感並非來自於對過往時光的一般惋惜，而是來自於複雜的歷史哲學，以及對於進步的代價所做出的評估。在舊世界中，許多美與醜的事物都消失了，在新世界中，許多美的事物生長起來。不過在新世界中，有更多更多恐怖與不成熟的事物在太陽底下浮現。”

研究托爾斯泰的專家大力讚揚他作品中的完滿生命，然而那其實是對於缺席的承認——在這則故事及其餘的作品中皆然。如同在最抽象的敘述者身上，在托爾斯泰的作品中，重要的是看不見、沒有被表達出來的事物，它們也許存在，但並不存在

托爾斯泰的《兩個驃騎兵》

我們不易瞭解托爾斯泰是如何建構他的敘事的。在其他小說家那裡顯見的技巧——對稱的模式、支撐的結構、抗衡、環節——在托爾斯泰的作品中都是隱藏的。不過隱藏不代表不存在：托爾斯泰讓人覺得他將“生命”的原貌轉移到紙頁上（“生命”，要定義這個神秘的實體，我們必須從書面開始），這個印象事實上只不過是他的藝術技巧的結果，也就是說這是較為錯綜複雜的詭計。

在托爾斯泰的作品中，“結構”最為明顯的作品之一是《兩個驃騎兵》，這是他最典型的故事之一——至少是早期風格——較為直接的托爾斯泰作品——同時也是他最美的作品之一，因此觀察它的結構，可以讓我們瞭解作者的創作方式。

《兩個驃騎兵》寫於1856年，並於同年出版，這部作品重新喚起一個當時已逝的年代，也就是十九世紀初期。它的主題是活力，衝刺、無拘無束的活力，那種被視為遙遠的、已失去的神話般的東西。接任新職務的軍官在客棧裡等待換拉雪橇的馬，並在玩牌時彼此欺詐，當地的鄉下貴族所舉行的舞會以及“與吉普賽人共度”的狂歡夜：托爾斯泰在上層社會中呈現這股暴烈的活力，並加以神話化，彷彿這股能量是俄羅斯軍事封建制度的自然基礎，如今卻失去了。

整個故事的樞紐集中於一名主角身上，這名主角認為活力是獲得成功、威望與力量的唯一理由，這樣的活力在它自身、在它對規則的置之不理、在過度行為中找到它的道德與一貫性。騎兵軍官圖爾賓伯爵是個酒徒、賭客，沉溺女色、好勇鬥狠，這個角色集中了整個社會的活力。他身為神話英雄的力量來自於他把那股活力引向正面結果，然而在社會中，這樣的活力只展現了它的破壞性：因為這是一個由騙子、竅國者、酒鬼、吹牛大王、乞丐與浪蕩子所組成的世界，可是在這個世界中，溫馨的相互寬容也將所有的衝突轉變為遊戲與慶典。這種假裝文雅的文明性幾乎不能掩飾足以媲美野蠻部族的殘暴；對於寫作《兩個驃騎兵》的托爾斯泰來說，野蠻風俗是貴族俄羅斯的先驅，貴族俄羅斯的真相與發展就存在於這樣的野蠻性當中。一個很好的例子是，在由K鎮的貴族所舉辦的舞會中，舞會女主人看到圖爾賓伯爵進場時的憂慮。

然而，圖爾賓的個性結合了暴力與輕浮：托爾斯泰總是讓他做他不該做的事，卻為他的每個行動賦予神奇的正當性。圖爾賓可以向一名勢利眼借錢，但沒有還錢的打算，事實上，他還侮辱而且虐待他；他可以藏身在一名可憐寡婦（他債主的妹妹）的馬車中，不費吹灰之力就引誘了她，又穿著她亡夫的毛皮外套，四處炫耀，若無其事地破壞她的名聲。不過他也可以表現出忘我的殷勤行為，例如他可以在雪橇駕到一半時，回來親吻睡夢中的她，然後再離開。圖爾賓敢於當著每個人的面，說出他們的真面目：是騙子他就說是騙子，他強行剝奪騙徒的不當所得，然後將它們還給那個先被他騙的可憐笨蛋，接著再將剩下的錢捐給吉普賽婦女。

不過這只不過是故事的一半而已，是十六章中的前八章。在第九章中，歲月一跳二十年：時間來到1848年，圖爾賓已於先前喪命於一場決鬥中，他兒子現在也變成了騎兵隊中的軍官。在行軍至前線的途中，他也抵達了K鎮，並且遇到了前一半故事中的幾名人物愚蠢的騎兵與可憐的寡婦，她現在已經變成了聽天由命的已婚老婦，還有她的女兒，年輕與年長的世代呈對稱關係。我們馬上便注意到，故事的第二部分是第一部分的映象，只不過一切都顛倒過來了：現在我們所看到的已經不是下雪的冬天、雪橇與伏特加，而是溫煦的春天，以及月光下的花園；與世紀初在待命的旅舍狂歡的瘋狂幾年相對的，是十九世紀中期，這是一段安定的時期，在寧靜的家庭中打毛衣的祥和無聊的生活（對托爾斯泰來說這是當前現實，不過我們現在很難理解他的觀點）。

新出現的圖爾賓是屬於較文明的世界，他為父親遺留的放蕩名聲感到羞恥。不過他的父親雖然會毆打及虐待僕人，卻與僕人建立一種聯絡及信任，這個兒子雖然沒做什麼，卻會抱怨他的僕人：他也會壓迫僕人，不過是以刺耳、柔弱的方式。在故事的後半部，也有一場牌局，不過是在家裡進行，賭注也只有幾盧布，氣度狹小的年輕圖爾賓毫無顧忌地從女主人身上贏錢，同時還與她女兒調情。他的父親有多麼狂妄慷慨，他就有多麼猥瑣狹隘，特別是他常常不知分寸而且無能。他追求女孩的過程是一連串的誤會，在夜間進行的誘惑只不過讓他的笨拙勾引顯得可笑，就連這樣的誘惑導致的決鬥，也隨著每日例行公事的佔上風而告吹。

我們必須承認，在這部由最偉大的戰爭作家所寫的軍人的故事中，最重要的缺席者是戰爭本身。然而這終究還是一則戰爭故事：關於兩代的圖爾賓家族，貴族的與軍事的，前者是擊敗拿破崙的一代，後者是鎮壓波蘭與匈牙利革命的一代。托爾斯泰在作為引言的韻文中彈出了頗具爭議性的弦外之音，他攻擊大寫的歷史，因為大寫的歷史通常只考慮到戰鬥與戰術，而忽略構成人類存在的本質。這已經是托爾斯泰於十年後在《戰爭與和平》中所發展的議題。儘管此處托爾斯泰還未離開軍官的世界，但同一主題的發展讓他將大批出身農民的普通士兵，變為歷史的真正主角，以對立於偉大的軍事領袖。

與其說托爾斯泰感興趣的是頌揚亞歷山大一世時的俄羅斯而不是尼古拉一世時的俄羅斯，倒不如說他感興趣的是找出故事中的“伏特加”（請參考故事的引言），也就是驅動人類的燃料。第二部分的開端（第九章）——作為引言和引言懷舊的、有點陳詞濫調的倒敘的對應——它的靈感並非來自於對過往時光的一般惋惜，而是來自於複雜的歷史哲學，以及對於進步的代價所做出的評估。在舊世界中，許多美與醜的事物都消失了，在新世界中，許多美的事物生長起來。不過在新世界中，有更多更多恐怖與不成熟的事物在太陽底下浮現。”

研究托爾斯泰的專家大力讚揚他作品中的完滿生命，然而那其實是對於缺席的承認——在這則故事及其餘的作品中皆然。如同在最抽象的敘述者身上，在托爾斯泰的作品中，重要的是看不見、沒有被表達出來的事物，它們也許存在，但並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