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五千年文明，足以讓任何一件事物沉澱為獨特的文化，武俠亦是如此。
“俠”最早出現在何時，又是在何種歷史背景下產生已無法考證。到春秋戰國時期，俠已經成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不僅衝擊著舊有的思想體系，也成為社會不安定因素。法家代表人物韓非子在《五蠹》中指出“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
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歷史的重要節點，是中國農業革命的關鍵時期。以周禮為代表的思想體系隨著周朝的崩潰逐漸瓦解，如何管理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成為擺在各國君主面前最迫切的問題。國家該何去何從，上至君王貴族，下至平頭百姓，紛紛給出自己的政治觀點以期能左右國家的發展方向。
法家認為應該完全摒棄周禮，以一種全新的思想體系和政理念為基礎，建立一個以君主為核心的集權國家；縱橫家憑藉三寸不爛之舌遊走列國，將各國君主玩弄於股掌之間；儒家積極遊學開館授徒，以期能恢復周禮……這些學術流派在發展中形成不同文化背景的團體，獲得了君主的認同以及社會地位。但還有一種人，他們生活在社會最底層，沒有文化背景，僅有的財產也只夠勉強度日。這些人空有一腔熱血，也渴望實現凌雲壯志，得到社會的認可。正是在這種社會背景和個人期望的碰撞之下，產生了一種特殊的職業——俠士。
俠士是春秋戰國時期的無產階級，沒有任何政治地位，只得依附於貴族，成為貴族豢養的死士，終生以死報答恩主為己任。《史記·刺客列傳》中記載，豫讓多次刺殺趙襄子未果，執著不悔，臨死說出自己的心聲：“範、中行氏皆眾人遇我，我故眾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豫讓的遺言給俠士這個職業增添了一分悲壯的色彩，縱觀《刺客列傳》中記載的人物，每個為了報答恩主，皆以一己之身，勇往直前，死而後已。無論成敗與否，都完成了對恩主的報答，也實踐了“士為知己者死”的俠義精神。
武是實踐狹義的手段，俠是使用武力的目的，武俠的產生，在某種層面表達了社會底層對於政治權利的渴望以及對上層階級壓迫的反抗。因此武俠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成為民間對抗官府的代言人，而武俠口中所說的江湖也成為民間渴望的精神家園。
西漢時期，儒家思想成為正統，由於儒家主張“仁政”、“攻心”、“化性”，輕視“怪力亂神”，從根本上否定了遊俠的存在。被統治階級拋棄的俠士失去政治地位，逐漸走向民間，發展成為一個獨立的階層——遊俠。
戰國時期的思想觀念對遊俠的影響依然存在，在傳統俠士思想的影響下，遊俠以修身立命，扶危濟困為己任，戰國時期“士為知己者死”的報恩逐漸演變為施恩，因此遊俠在民間有著巨大的影響力。
《史記·遊俠列傳》中記載的郭解便是這樣一位人物。郭解是西漢武帝時人，短小精悍，其貌不揚，是一位黑白通吃的遊俠。他為人雖然兇狠殘忍，但是在處理民間事物為了維護公義甚至不惜殺死自己的親人，因此成為民間的道德典範和行為楷模，就連大將軍霍青也為其充當說客。
隨著時代的發展，儒家學說倡導的“仁義禮智信”被武俠接受併發揚，成為武俠的行為準則，產生了一種文武兼備的“儒俠”。以德服人是儒俠行俠仗義的第一要務，個人理想是否遠大是衡量儒俠的標準。
行俠仗義依然靠使用武力，但儒俠的誕生對行俠仗義之人的道德情操提出了高出常人的要求，在之後的歷史中，武德成為習武行俠之人最基本的道德品質。南北朝時期的祖狄，宋朝時期的陸游、文天祥皆是儒俠的代表人物。
唐朝是中國歷史上文武兼備的朝代，東西方文化的衝擊和融合造就了武俠的浪漫主義色彩。“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的李白不僅是作詩數千首的詩聖，也是胸懷天下，劍術高超的俠客。
唐朝的俠客追求一種自我精神世界的超脫，對於世間的愛恨情仇看的淡然。在他們看來，世間的江湖已經消亡，江湖只存在於心中，想象之中。
在唐朝文人豐富的聯想和手中的筆墨之下，誕生了《虯髯客傳》、《聶隱娘》等膾炙人口的驚奇小說。小說塑造了紅線、聶隱娘等一批女俠客，開創了獨具中國特色的文學樣式——武俠文學。
宋朝市肆的發展讓說書這種文化傳播形式大行其道，章回體小說在宋朝有了較大發展。說書人隱於市，聽眾來自社會底層，因此故事情節曲折，快意恩仇的武俠小說成為宋朝說書人和聽書人的首選。
《三俠五義》等一批老派武俠小說塑造了形象豐滿的人物，離奇的故事情節滿足了聽眾的獵奇之心。章回體武俠小說的產生對後世影響很大，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新派武俠小說出現之前，中國的武俠小說一直沿用這一類小說的套路，影響近千年之久。
1954年，梁羽生在《新晚報》上連載武俠小說《龍虎鬥京華》。該書是新派武俠小說的開山之作，描寫清末義和團運動期間，江湖人物面對國難做出人生抉擇，實踐狹義的故事。新派武俠小說在寫作手法上引用西方小說的邏輯推理方式，糅合了現代人的社會觀和價值觀，很容易讓讀者產生共鳴，一經面世，大受好評。
1957年連載於《香港商報》的金庸作品《射鵰英雄傳》則是新派武俠小說的巔峰之作。該書在華人世界引起巨大轟動，掀起一股武俠熱。《射鵰英雄傳》主人公郭靖也在書中給出了“什麼是俠”的終極答案。何為俠？“俠之大者，為國為民；俠之小者，為友為鄰。”大俠小俠，只看他所作所為，高下立判。
八十年代，電影《少林寺》上映，該片獲得了空前成功，也重新點燃了華人心中的武俠夢。
新千年之後，武俠類文學作品逐漸式微，武俠小說讀者日益萎縮，成為小眾文學。曾經讓武俠大放異彩的武俠類電影雖然常有作品上映，但都乏善可陳，僅有的幾部佳作也如曇花一現，難現武俠電影當年的輝煌。
武俠對華人而言，就像西歐的騎士，美國的超人。不僅僅是一個個躍然紙上的俠客，更是一種符號，一種揮之不去的英雄情結。它早已融入華人的血液當中，即使武俠不在，但俠義精神永存。
中華五千年文明，足以讓任何一件事物沉澱為獨特的文化，武俠亦是如此。
“俠”最早出現在何時，又是在何種歷史背景下產生已無法考證。到春秋戰國時期，俠已經成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不僅衝擊著舊有的思想體系，也成為社會不安定因素。法家代表人物韓非子在《五蠹》中指出“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
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歷史的重要節點，是中國農業革命的關鍵時期。以周禮為代表的思想體系隨著周朝的崩潰逐漸瓦解，如何管理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成為擺在各國君主面前最迫切的問題。國家該何去何從，上至君王貴族，下至平頭百姓，紛紛給出自己的政治觀點以期能左右國家的發展方向。
法家認為應該完全摒棄周禮，以一種全新的思想體系和政理念為基礎，建立一個以君主為核心的集權國家；縱橫家憑藉三寸不爛之舌遊走列國，將各國君主玩弄於股掌之間；儒家積極遊學開館授徒，以期能恢復周禮……這些學術流派在發展中形成不同文化背景的團體，獲得了君主的認同以及社會地位。但還有一種人，他們生活在社會最底層，沒有文化背景，僅有的財產也只夠勉強度日。這些人空有一腔熱血，也渴望實現凌雲壯志，得到社會的認可。正是在這種社會背景和個人期望的碰撞之下，產生了一種特殊的職業——俠士。
俠士是春秋戰國時期的無產階級，沒有任何政治地位，只得依附於貴族，成為貴族豢養的死士，終生以死報答恩主為己任。《史記·刺客列傳》中記載，豫讓多次刺殺趙襄子未果，執著不悔，臨死說出自己的心聲：“範、中行氏皆眾人遇我，我故眾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豫讓的遺言給俠士這個職業增添了一分悲壯的色彩，縱觀《刺客列傳》中記載的人物，每個為了報答恩主，皆以一己之身，勇往直前，死而後已。無論成敗與否，都完成了對恩主的報答，也實踐了“士為知己者死”的俠義精神。
武是實踐狹義的手段，俠是使用武力的目的，武俠的產生，在某種層面表達了社會底層對於政治權利的渴望以及對上層階級壓迫的反抗。因此武俠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成為民間對抗官府的代言人，而武俠口中所說的江湖也成為民間渴望的精神家園。
西漢時期，儒家思想成為正統，由於儒家主張“仁政”、“攻心”、“化性”，輕視“怪力亂神”，從根本上否定了遊俠的存在。被統治階級拋棄的俠士失去政治地位，逐漸走向民間，發展成為一個獨立的階層——遊俠。
戰國時期的思想觀念對遊俠的影響依然存在，在傳統俠士思想的影響下，遊俠以修身立命，扶危濟困為己任，戰國時期“士為知己者死”的報恩逐漸演變為施恩，因此遊俠在民間有著巨大的影響力。
《史記·遊俠列傳》中記載的郭解便是這樣一位人物。郭解是西漢武帝時人，短小精悍，其貌不揚，是一位黑白通吃的遊俠。他為人雖然兇狠殘忍，但是在處理民間事物為了維護公義甚至不惜殺死自己的親人，因此成為民間的道德典範和行為楷模，就連大將軍霍青也為其充當說客。
隨著時代的發展，儒家學說倡導的“仁義禮智信”被武俠接受併發揚，成為武俠的行為準則，產生了一種文武兼備的“儒俠”。以德服人是儒俠行俠仗義的第一要務，個人理想是否遠大是衡量儒俠的標準。
行俠仗義依然靠使用武力，但儒俠的誕生對行俠仗義之人的道德情操提出了高出常人的要求，在之後的歷史中，武德成為習武行俠之人最基本的道德品質。南北朝時期的祖狄，宋朝時期的陸游、文天祥皆是儒俠的代表人物。
唐朝是中國歷史上文武兼備的朝代，東西方文化的衝擊和融合造就了武俠的浪漫主義色彩。“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的李白不僅是作詩數千首的詩聖，也是胸懷天下，劍術高超的俠客。
唐朝的俠客追求一種自我精神世界的超脫，對於世間的愛恨情仇看的淡然。在他們看來，世間的江湖已經消亡，江湖只存在於心中，想象之中。
在唐朝文人豐富的聯想和手中的筆墨之下，誕生了《虯髯客傳》、《聶隱娘》等膾炙人口的驚奇小說。小說塑造了紅線、聶隱娘等一批女俠客，開創了獨具中國特色的文學樣式——武俠文學。
宋朝市肆的發展讓說書這種文化傳播形式大行其道，章回體小說在宋朝有了較大發展。說書人隱於市，聽眾來自社會底層，因此故事情節曲折，快意恩仇的武俠小說成為宋朝說書人和聽書人的首選。
《三俠五義》等一批老派武俠小說塑造了形象豐滿的人物，離奇的故事情節滿足了聽眾的獵奇之心。章回體武俠小說的產生對後世影響很大，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新派武俠小說出現之前，中國的武俠小說一直沿用這一類小說的套路，影響近千年之久。
1954年，梁羽生在《新晚報》上連載武俠小說《龍虎鬥京華》。該書是新派武俠小說的開山之作，描寫清末義和團運動期間，江湖人物面對國難做出人生抉擇，實踐狹義的故事。新派武俠小說在寫作手法上引用西方小說的邏輯推理方式，糅合了現代人的社會觀和價值觀，很容易讓讀者產生共鳴，一經面世，大受好評。
1957年連載於《香港商報》的金庸作品《射鵰英雄傳》則是新派武俠小說的巔峰之作。該書在華人世界引起巨大轟動，掀起一股武俠熱。《射鵰英雄傳》主人公郭靖也在書中給出了“什麼是俠”的終極答案。何為俠？“俠之大者，為國為民；俠之小者，為友為鄰。”大俠小俠，只看他所作所為，高下立判。
八十年代，電影《少林寺》上映，該片獲得了空前成功，也重新點燃了華人心中的武俠夢。
新千年之後，武俠類文學作品逐漸式微，武俠小說讀者日益萎縮，成為小眾文學。曾經讓武俠大放異彩的武俠類電影雖然常有作品上映，但都乏善可陳，僅有的幾部佳作也如曇花一現，難現武俠電影當年的輝煌。
武俠對華人而言，就像西歐的騎士，美國的超人。不僅僅是一個個躍然紙上的俠客，更是一種符號，一種揮之不去的英雄情結。它早已融入華人的血液當中，即使武俠不在，但俠義精神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