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個古老民族的文化起源，都是從神話開始。在中國有盤古開天地，而後又發明瞭玉皇大帝，民間稱他為“天老爺”，周文王最早編寫了《周易》。所以《周易》應該是中國文化走出懵懂的開始。

從現實來講，中華民族文化的總根源是《易經》。但是，透過進行認真的、深入的瞭解，學習與思考的人就會發現，發現《易經》的整套知識還是來源於當時的人們與日常的生活，生產活動之中。也就是說，來源於當時的聖者對大自然及人類自身的長時間的觀察所得。因此，我們說中華民族文化總根源為“自然”，然而遠古哲人則提出的“神”，這就是“神文化”、或“神學”出現的緣由所在。後來，老子為了讓人們更好的學習，理解，擺脫“神學”的神秘感，把它所命名的“道”。從中可知：中華民族的文化是誕生於人們日常生產、生活之中，也就是說，它的總根源就在大自然。

從我們學習《易經》後，可知：《易經的成書》前後經過了數百年，甚至幾千年的漫長時間。先後有“遠觀天象，近察人身”的過程，再有“河圖洛書”的出現，更“天地人三畫卦”的思考及“先天八卦”與“後天八卦”的形成，當然期間還出現了“五行”的出現與解釋，再組成了《連山》、《歸藏》、《周易》等典籍，並利用了民族遠古先哲文字，文學等發明，才有了今天的《易經》一書存在，也才有了後來的儒學後人編撰的“易撰”，更有後來各學派對《易經》的註釋典籍。但是，眾所周知，對《易經》的解釋最好，也是最成功的是老子及其所編著的《道德經》。

實際上，《易經》一書是中華民族智慧之大整合，是遠古先哲富有辯證思維的典籍，出於遠古人類語言及文字的簡單限制，其哲學思維的體現受制於對其的應用，也就是體現於對其的應用——占卜過程。這種思維特點被後來的老子編著的《道德經》給出了淋漓盡致的解釋與體現。

中華民族文化之精髓，到“諸子百家”鼎盛時期後，其發展受到了封建集權的“家天下”私慾政權限制，而深陷掙扎之苦而從而失去了大的發展，就是有出現幾次所謂推動作用，也是及其短暫。最為可惜的是，在漫長的民族發展程序中，那幾次的大的文集編著如孔子對遠古文學作品進行修編的《禮記》、《詩經》及《春秋》等，秦始皇的焚書行為，以及明朝彙編的《永樂大典》、清朝修編的《四庫全書》的大規模的收集整理行動等，不知毀掉了多少不合他們觀點的史籍與民間優秀作品。究其原因，大都是追求權利慾望的儒學，依據其自身的需要，及奉承統治者之需求所產生的，並非集中華民族各學派的智力之結果。也可以說，近代的文化發展僅僅體現了儒學追求“權力”的觀點整合。已脫離了文化來源於自然，來源於生活，生產的之觀點，這與孔子這個不務農桑的作為有很大關係。因此，我們可見的是，這種單一的、小範圍的、人為的文化發展不可能有大的、明顯的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