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過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和黃仁宇先生《中國社會的特質》，有點啟發。

宋朝經濟水平好，這個也不能貿然定論。彼時，有個專門官職叫做三司轉運使，負責把全國各地的財富收斂聚集到中央國庫，防止地方運用財權去滋養私兵（懲唐末五代藩鎮割據之亂）。地方上，實際上是很窮很羸瘠的，所以官府連衙門都修繕不起。趙匡胤留下的傳統是不歧視商人，並且運用商業手段聚斂財富以支援對外用兵的國政戰略。宋朝沒有真正統一過全部中國，所以他始終都處於戰爭的威脅、承受著政治倫理上的責任壓力。這要求國庫裡必須有足夠富裕的資財。發展商業，搞活金融，成為一種積極進取的方向，王安石變法正是起源於此。

但是王安石變法失敗了，導致黨爭不斷。這段歷史，成為後世君主不斷引以為戒的經驗教訓。南宋程朱理學的大發展，把王安石變法所代表的積極進取的歷史奮鬥方向做了一個全盤的否定，商業和金融從此成為不入流的行當，被讀書人嚴重的歧視，重農抑商的思潮空前絕後的強大並深入統治者心。

元明清三朝，完全的放棄了歷史前進的方向感，反而回過頭一心一意鞏固四書五經所鼓吹的小農經濟，轄制讀書人的思想，控制農民的活動，壓制商業金融的發展。因為四書五經所培養出來的國家官員缺乏管理商業和金融的能力，他們所擅長的僅僅是道德教條，只對農民有用。為了穩固統治，不妨愚民愚國，所以嚴厲制止商業金融上的任何崛起的可能性，只求在農業生產力持穩的基礎上沒有天災、沒有饑荒。

經濟水平是相對的，宋朝雖說是中國曆代皇朝中經濟（商業）水平最高的，但其整體國力卻並不夠強，對外戰爭更是和現今的中國男足有得一拼 永遠打防守，一生做小受……

迴歸話題，為什麼後來的元、明、清的不如宋呢？這要對比著看：

元：蒙古人是遊牧民族，本身對經濟（商業）是完全的捉瞎，讓他們放牧、打仗還可以，商業？什麼鬼？商業的基礎是農耕，產出大於消耗才有營餘去“交易”，這是古代商業的基本準則。而蒙古人根本不懂農耕生產，如何統籌管理？而且元朝才多少年？短短几十年曆史，還是天災、動亂不斷，何來的商業？

明：其實明朝自永樂開始，其商業氛圍就非常好，但因為“貧農”朱重八定下祖訓，導致一非常奇怪的現象；一方面，整個社會體制都是重農抑商的，但，稅收卻又是最低，甚至沒有的。一些“重利輕臉”的人自然就專心“鑽營”商業貿易了。外出不能穿絲綢？在家穿就可以了嘛。農民可以穿？有錢買嗎？張泰嶽（張居正）算是比較瞭解商業的人，但私心較重，沒有真正把商業放在一個相應的位置上，而且人亡政息，不了了之……

清：清朝很簡單，元朝+明朝就差不多了。其實清朝民間的商業行為還是很多的，只是在當時基本屬於“違法”而已。

大概情況就是這樣……呸呸，不是學楚軒……以上。

政府管的越死，民間活躍度就越差，科技的發展兩個動力，國際戰爭和國際商業，戰爭開道，商業跟進，商業發達，帶動數學，天文，地理，物理，戰爭科技。可惜中國地大人廣，從古到清，統一和對少數民族戰爭耗盡了人力財力，而華人又輕商，所以以穩定洗腦為主，優秀人才都讀四書五經去了。宋朝是少數民族外壓重，皇帝大多愛文化，對內管的不死，人口流動靈活商業發達，明朝朱元璋把人定死了，沒有流動，輕商。清朝我覺的中後期還好，出了晉商，

應該說唐宋經濟都算很好的，根本原因個人覺得在於開放，創造了開放的政策環境，不阻礙商業發展，唐朝的絲綢之路遠達歐洲，宋朝也有海上絲綢之路。就是到了元朝甚至明朝前期有一小部分時間也是歐亞之間貿易來往頻繁。開放的政策至關重要。

其次是國家對真理的追求程度。縱觀中國至秦漢以來，唐宋是國家追求真理程度最高的兩個朝代。而且有趣的是唐朝尚武但同樣經濟發達，百姓思想開放，甚至有女官，女性地位不低，還有就是女人也不裹腳。到了宋朝，重文但是國家對科技文化的重視達到空前高度。看看當時唐宋八大家的文章你就會知道，那時候的人是多麼的有理性分析精神而且不諂媚，也不似後來的無賴言官。而且這兩個朝代都是相權很大，皇權相權互相平衡支撐著帝國。

就是到了元朝，其實被大多數史學家忽略的是，元朝的經濟能力並不差，而且在經濟上似乎有種放任的自由，歐亞之間的貿易往來很多，歷史把元朝寫的很不堪，是因為國家太大，民族太多，沒有經過文化血統融合，加上長期擴張才導致的感覺經濟很差，其實商業環境和開放程度非常高。如果不是擴張成性，會有一個經濟高峰。

反觀到了明清，這兩個朝代恕我直言是歷史的黑暗時期，各種惡習都是在這兩個朝代養成的，甚至遺毒至今日。廢掉相權絕對是朱元璋的一大敗筆，加強中央集權超越之前的任何一個朝代。導致帝國的權利均衡結構瓦解，靠皇帝個人扛起來，厲害的如朱元璋康熙還好，不厲害的就會迅速導致帝國衰退瓦解。

說了這麼多不相關的，其實就是想說一個國家經濟好不好，國家綜合實力強不強大，最重要的是要開放型國策，其次就是國家的權利結構是否均衡。橫向比較美國的崛起強大離不開的內因就是開放型貿易政策，和三權分立的均衡結構。唐宋是古代中國裡面，開放程度最高，權利最均衡的兩個時代，所以像長孫無忌房玄齡魏徵都敢直接跟皇帝叫板，像范仲淹歐陽修王安石都敢直接把國家最差的一面說出來敢直言上諫，敢變法。自從王安石變法失敗到1清朝結束都再沒有過積極的政策，都是被動防守型的小改革包括張居正也同樣是痛了病了才想起改革。而且朱元璋成功的將中國拖入了超級中央集權死迴圈，自此以後言官也開始耍無賴，國家徹底開始保守自閉錯過了大航海時代和歐洲文藝復興。

若是唐宋遇到歐洲文藝復興或者大航海時代，你猜猜會怎樣，有很多可以想像的空間。我覺得若是在唐宋時代遇到歐洲文藝復興或者大航海時代的話中國很可能會走上君主立憲制。而且在歐洲收教皇迫害的文藝復興時期的偉大科學家和藝術家都可能會輾轉絲綢之路到達中國，給中國種下科學的種子。至少中國絕對不會錯過兩次大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