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對來說渤海國在安史之亂時行為歷史記載較少，但唐軍在平叛初期也曾經派使者向渤海國要求出兵，但當時渤海國已經勢力比較穩固，對中原也沒多大野心，時任國主是大欽茂更願意向北方擴充套件勢力，並且和安祿山集團打交道過程中渤海國也知道不管是唐軍還是安祿山集團都是渤海國惹不起的，所以渤海國也僅僅禮待大唐使者，並未參戰。

渤海國是一個以靺鞨族為主體的少數民族政權，大致位於中國東北地區以及北韓半島和俄羅斯遠東地區，698年靺鞨首領大祚榮建立靺鞨國，自號震國王。713年，接受唐玄宗冊封為渤海郡王，統轄忽汗州加授忽汗州都督。

眾所周知在安史之亂爆發之前，安祿山兼任河東、范陽、平盧三鎮節度使，坐鎮唐王朝版圖東北地區，軍事力量雄厚，與之相鄰的就是渤海國。

安史之亂爆發時，渤海國剛剛向北遷都上京，避開盛唐和安祿山向北發展的意圖已經十分明顯，所以在安史之亂爆發後，平盧節度使徐歸道投奔了叛軍，並派遣使者到渤海國，要求渤海國出兵協助時，渤海國主才知道中原鉅變。

經過一番權衡和實際摸排，渤海國做出了正確的選擇，那就是保持中立冷眼旁觀中原局勢。

雖然此時的渤海國雖然在國主大欽茂的領導下綜合實力得到了極大的提升，但是唐朝和安祿山都是他惹不起的，所以選擇中立是最為明智的。

安史之亂爆發後，唐朝調動舉國力量全力平叛。包括：遠至駐守西域的唐軍精銳，俱都為朝廷召回。不僅如此，各羈縻州府的地方部隊也被唐朝徵發呼叫。史載，毗沙都督兼于闐國王尉遲勝“身率兵五千赴難”。龜茲王族白孝德亦隨安西大都護府長史李棲筠的七千精銳入關勤王。然而當大唐天子號令天下勤王時，作為唐朝河北道忽汗州的渤海國，卻做出了一個讓人大跌眼鏡的決定。渤海國不尊朝廷詔令，公然於朝廷和叛軍之間保持中立。唐朝方面兩次遣使，以朝廷的名義敕令渤海國起兵助唐，但渤海王大欽茂都予以了拒絕。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究其原因有三：

其一、唐朝對渤海國的羈縻統治太過寬鬆，只派長史駐於渤海國內，僅能起到有限的監督作用，並不能操縱渤海國政。一旦渤海國出現尾大不掉，不聽調令的情況，唐朝難以在第一時間進行處置。

其二、唐朝原本在河朔地區部署重兵，專以威懾、鎮撫東北地區的諸羈縻州府。但在此刻，除了平盧鎮以外，其餘諸鎮都成了叛軍。缺少了有效的軍事威懾，也讓渤海國有了抗命不遵的底氣。而且，朝廷同渤海國的直接聯絡也被叛軍阻斷。渤海國更不能像于闐、龜茲那樣乖乖奉命出兵了。

其三、此前渤海國在同唐朝的交往中，雙方政治及軍事的隸屬關係本就較為薄弱。因為不同於西域諸國和契丹、奚兩番，要麼被征服，要麼被打服。渤海國是為了經濟利益，才主動歸附唐朝得。所以即便中原易主，渤海國也不會在意，因為跟誰混都可以。但在朝廷與叛軍分出勝負前，渤海國是不會貿然捲入得，只會保持中立。

據《續日本紀》記載，渤海國使臣王新福訪日時，曾言：“李家太上皇、少帝並崩，廣平王攝政。年穀不登，人民相食。史家朝議，稱聖武皇帝。性有仁恕，人物多附。兵鋒甚強，無敢當者。鄧州、襄陽已屬史家，李家獨有蘇州。朝聘之路，固未易通”。渤海使臣公然直呼唐朝為李家，並將大唐天子與叛首史朝議並稱。一番言語盡顯渤海國對唐朝的無情和冷漠，卻也深刻地表明瞭其政治立場。在時局尚不明朗的情況下，渤海國絕不選會邊站。

基於以上幾點，安史之亂爆發後，渤海國最終選擇了在唐朝和叛軍之間保持中立。

簡單來說，有意願、有必要、有實力。

我們來看一下“安史之亂”爆發前的唐朝周邊地圖，會發現渤海國的周邊都是回鶻（之前是後突厥）、新羅、唐朝、契丹以及奚等強權，唯一可行的方略是保持中立，與周邊各個勢力之間都保持良好的關係，而渤海國曆代統治者也是這麼做的。安史之亂爆發後，渤海國也是如此，等到安史叛軍氣數將盡之時，渤海國立馬倒向唐朝中央。

公元762年，唐代宗冊封大欽茂為“渤海國王”，加授檢校太尉，後又加拜司空兼太尉。唐朝正式將渤海國由羈縻州府（忽汗州都督府，渤海郡王）升為屬國。

渤海國是以靺鞨族人的粟末部人為主體民族的君主制、多民族政權，唐朝與渤海國的關係總體平穩，但也因為利益而發生衝突。

公元666年，唐高宗派李和薛仁貴徵伐高句麗，臣屬於高句麗的白山靺鞨部與粟末靺鞨部與唐軍作戰。公元668年，唐滅亡高句麗，為了防止高句麗故地的反抗，因此將高句麗治下的部分粟末靺鞨人、白山靺鞨人與高句麗遺民一同移居安置在營州（今遼寧朝陽）一帶，大祚榮的父親乞乞仲象即在此列。

公元696年，契丹首領李盡忠、孫萬榮反抗唐的統治，白水靺鞨酋長乞四比羽、粟末靺鞨酋長乞乞仲象參與反叛。公元698年，乞乞仲象死，其子大祚榮擊敗追擊的唐軍，在高句麗故地建國稱王，以唐朝廷封其父為震國公之“震國”作國號，自稱震國王。唐玄宗即位後，渤海國與唐朝交好。公元713年，唐賜封大祚榮為“左驍衛大將軍”、“渤海郡王”，又加封其為“忽汗州都督”。

附圖，安史之亂前的唐朝疆域

公元719年，大祚榮去世，唐玄宗於八月冊封大武藝為“左驍衛大將軍”、“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公元732年，唐與渤海國交戰；公元733年，突厥苾伽可汗去世，突厥勢力迅速衰落，大武藝遂與唐朝修好。一方面，唐玄宗賜書招撫：“失道未遠，迷復能徙，何其智也。……。既盡誠節，永固東藩，子孫百代，復何憂也。”另一方面，唐朝支援新羅與渤海對抗，在唐玄宗的《敕新羅都護金興光書》中，唐玄宗明確表明：“近又得（金）思蘭表，稱知卿欲於江置戍，既當渤海衝要，又與祿山相望，仍有遠圖，固是長策。……，警寇安邊，有何不可，處置訖，因使以聞。”

由此可以看出，唐朝與渤海國的關係最終還是基於各自利益而變化的。渤海國要獲取最大的利益，就必須在唐王朝與安史叛軍形勢明朗之前中立；同時，渤海國所擁有的實力，也足以保證其可以保持中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