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喜歡宋襄公，在他所處的禮樂式微的時代，他更像一個不合時宜的正人君子。

他是正室嫡出，卻能做出讓國於兄的事，相比於那些為王侯位爭的你死我活，骨肉相殘的聰明公子，他的確有點愚，但這也正是他刻在骨頭上流在血液裡最高貴的品質——仁！

宋楚泓水之戰，本來可以擊敵於未濟、半濟,未陣，他卻堅守戰爭禮儀，等楚人布好戰陣才開戰，結果大敗。雖然輸了戰爭，但他的“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卻讓無數軍事家汗顏。這才是真正的仁者！

宋楚約乘車之會，他以赤子之心對待楚國，雖然被羈，他也斷然拒絕楚國無理的要求，完全置生死於度外，由此可見他不但是仁者，更是大勇者！

但是他生活的是一個禮崩樂壞的亂世，如果以成財論英雄的話，讓一個正直有禮的君子去和一群毫無廉恥道義的流氓一較高下，他是顯得有點蠢。如果以道義仁德論英雄的話，宋襄公就是那個時代的道德楷模！！！！

蠢？

或許對於價值觀需要做些說明。什麼叫蠢？不去鑽營，堅持內心不隨波逐流叫蠢嗎？如果價值觀是這樣的，那麼宋襄公是謂之蠢也。

當然，現在的主流似乎與禮崩樂壞的春秋有相似之處。因此社會上有主流的聲音，叫奸臣奸，忠臣要比奸臣還奸，才能治住奸臣…，聽起來也沒有錯，只是，人類社會還有沒有一條主流價值了？

春秋的史官們為了追求實事求是，前仆後繼赴死，終於讓暴政者不敢再去殺戮。如果換成了比奸臣還奸的忠臣，可能會來個曲線救國，或許多年後有重見光明的時候，只是，這裡有忽左忽右，民眾們如何判斷其中的真偽？

所以，宋襄公不蠢，只是那個時代如宋襄公之類堅持自我的，追求禮樂，維護禮樂的人少了。

照我說，宋襄公壓根不算是春秋五霸，頂多算是個小諸侯，打著“仁義”的旗號到處招惹是非。你說他蠢的像豬，豈止是蠢，簡直是自不量力。

自古以來，就是以強者為尊，誰是老大誰說了算。可就是宋襄公這個“奇葩”，天真地以為仁義能夠解決一切，最後成也仁義，敗也仁義。

在與楚國一戰中，他命令自己計程車兵舉著“仁義”的大旗，想用仁義來對抗楚國的刀槍，你知道他的仁義是什麼嗎？不打立足未穩的軍隊，不俘虜年邁計程車兵，不僅如此，對俘虜要好好對待。你見過打仗還有這樣的規矩嗎？換成哪個時代，這就是個愚蠢的做法。怪不得我們的毛主席曾說過：

我們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種蠢豬式的仁義道德。

結局顯而易見：宋軍敗了。當楚軍過河他不出擊，當楚軍過了河還沒排成佇列，也不出擊。這樣打，不輸才怪。

無義師之實而欲假義師之名，慮敵之不周，防患之不密，以致身殞國喪，如探籠阱而屠之，遂使流俗之論謂王者之兵真無用於後世。後世非詐謀不可，皆宋襄公、成安君之徒實誤之也。

在戰場上，講仁義，就是對自己講死亡。戰爭的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不擇手段打敗敵人。至於其他的，戰後再說。

不要嘲笑宋襄公的“仁義”愚蠢，他是古代中國的堂吉訶德。

都知道中世紀歐洲的騎士精神在西方的文化傳統中對現代歐洲的民族性格的塑造起著極其重大的作用，它構成所謂的歐洲民族的“紳士精神”。豈不知中國的貴族精神要比歐洲要早一千多年。宋襄公是這種貴族精神最後餘波，秦朝以後被徹底拋棄。

儲安平在其《英國采風錄》中記述了他對英國貴族和貴族社會的觀察，他說： “凡是一個真正的貴族紳士，他們都看不起金錢……英華人以為一個真正的貴族紳士是一個真正高貴的人，正直、不偏私、不畏難、甚至能為了他人而犧牲自己，他不僅僅是一個有榮譽的、而且是一個有良知的人。”

堂吉訶德就是一個大戰風車的騎士，是一個為榮譽而而戰的騎士。而宋襄公是一個為禮儀為仁義而戰的貴族，只是這種精神已經消失兩千多年了，在叢林法則的今天，嘲笑宋襄公的愚蠢是很自然的。

在春秋以前商朝和西周的戰爭模式，不是以成敗論英雄，而是講貴族禮儀的。傳說為姜太公所著的《司馬法》中，儲存著春秋前期的作戰原則。其戰爭觀是“以仁為本，以義治之”；戰術原則之一是“成列而鼓”“爭義不爭利”。 《淮南子》上說“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獲二毛”，正是那個時代普遍的戰爭規範。

所以宋襄公說：“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

黃仁宇在《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中說“春秋時代的車戰，是一種貴族式的戰爭，有時彼此都以競技的方式看待，佈陣有一定的程式，交戰也有公認的原則：也就是仍不離開禮的約束”。

春秋時期戰爭的特點，在於講究承諾，遵守信義，不以陰謀狡詐取勝，正如錢穆所講：“當時的國際間，雖則不斷以兵戎相見，而大體上一般趨勢，則均重和平，守信義。外交上的文雅風流，更足表現出當時一般貴族文化上之修養與瞭解。即在戰爭中，尤能不失他們重人道、講禮貌、守信義之素養，而有時則成為一種當時獨有的幽默。”

宋襄公最大的錯誤是生錯了時代，以前的仁義已經過時了，此時早已禮崩樂壞，群雄紛起，各國征伐，所謂禮儀早被踐踏。宋襄公偏偏秉持貴族風度，以仁義為標榜，時不時做著恢復商朝的夢幻。以仁義對奸詐不失敗才怪呢。

歷史上對宋襄公不全是嘲笑的，也有肯定的，這以《春秋公羊傳》、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以及司馬遷的《史記》為代表。

《春秋公羊傳》評價宋襄公：“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為文王之戰，亦不過如此。” 西漢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這樣說：“故善宋襄公不厄人，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春秋貴之，將以變習俗而成王化也。故善。”

司馬遷在《史記·宋微子世家》中稱讚道：“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為多，傷中國闕禮義，褒之也，宋襄之有禮讓也。”

因為有宋襄公的仁義宋襄公的禮讓，才讓我們知道古代中國的貴族精神。西方人津津樂道於自己的騎士精神貴族傳統，喜歡嘲笑別人是野蠻人，豈不知華人開始講究貴族禮儀的時候，他們還在茹毛飲血呢！只可惜這種貴族傳統中斷兩千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