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的朱棣大帝是繼洪武大帝后的有一位雄才大略的帝王，他的文治武功獨領風騷，一生五次親征漠北殘元勢力，為中華民族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對膽敢對抗大明的野蠻部族國家毫不手軟，滅了越南陳氏王朝，對外不嫁女不和親，是有明以來比較強大的王朝，他死於第五次親征殘元戰役，其後的厲代皇帝也牢記天子守國門的遺訓，才有了嘉靖帝大力抗倭一掃環宇，和萬曆帝支援北韓攻打日本艦隊，和打敗西班牙艦隊的偉大戰列，大明王朝是中華歷史上少有的對外無不平等條約的霸氣王朝，其後世的崇禎帝也履行了祖宗定下的規制天子守國門。

“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實際上是現代人對提出來的，對明朝國策的一個概括。

明成祖朱棣定都北京，雖然主要原因在於剛發動政變，原都城南京自身勢力薄弱，而北方是朱棣的勢力範圍（類似清末袁世凱和孫中山一直在爭論在北京或者南京繼位大總統），定都北京易於穩固政權。但明成祖朱棣的天子守國門也並非名不副實，因為在當時北京以北乃是虎狼之地，在地理位置上處於前線腹地，易受到北方少數民族尤其是當時瓦剌的軍事威脅，定都北京後，皇帝、皇宮和全國要員以及行政機關均在北京，也就是國家心臟暴露在外，在朱棣時期，明朝強大，因此就算心臟暴露在外也有能力保護，而到了明朝中後期，明朝國力衰弱，天子守國門的弊端也就暴露出來了。

其實明朝的“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也沒有那麼誇張，沒有必要單獨提出來，由於近些年皇漢明粉的高潮，把明朝捧成了最強之朝代，導致現很對人明朝的歷史有點畸形化，“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這應該是每位皇帝應該敬的職責，而這個職責也並非是明朝皇帝的專利，比如東晉都城也是靠近國界，南北朝國都靠近邊界的更多，連窩囊的北宋國度也在邊界，不然也不會那麼容易徽欽二宗也不會被擄走，如果按照距離上，最垃圾的清代，受到英法聯軍海路進攻，清朝都城也算是國門。而君王死社稷，明代死社稷的皇帝比例也不是很高，比如魏帝曹髦，宋代崖山，死於社稷的帝王在歷史中也數不勝數。

題外話講的有點多了，總之無論如何明成祖朱棣的天子守國門，是名副其實的。

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子，本來繼承皇位和他一點兒關係都沒有，朱棣也不曾奢望有一天能坐上龍椅，君臨天下。朱棣的大哥皇太子朱標英年早逝，皇太孫朱允炆登機做了大明的皇帝，對於這個侄子，朱棣肯定是不服氣的，畢竟當年打天下的時候，朱棣跟著父皇和兄長從南京一路打到元大都，把元人趕到漠北，恢復了漢人江山，被自己的父皇封為燕王，駐守在北京城，防禦蒙古人的侵擾，朱棣能征善戰，騎馬揚鞭，多次深入漠北，五次御駕親征討伐北元，殺得蒙古人丟盔棄甲，再也不敢騷擾大明邊境，一方面樹立了自己的威信，另一方面也穩固了自己的皇位，畢竟奪了侄子的江山不是那麼的明正言順，朱棣之所以要屢次北伐，不僅是為了驅逐蒙古人，還有一個原因就是燕地是他的龍興之地，是他的大本營，他的文臣謀士，將領兵卒安家在北京，而南京是太祖朱元璋定下的國都，朱棣繼位又名不正言不順，更何況朝廷裡也有對他不滿的大臣，兄弟手足也覬覦皇位，他害怕有人謀殺他，奪取自己的皇位，所以他想了辦法，設了兩個京師，一個南京一個北京，把對自己不滿的大臣留到南京，忠於自己的臣子隨他去北京，一方面可以親自守禦國門，另一方面也可以遠離南京舊都，加強自己的統治，兩全其美。所以他遷都北京不僅僅是為了守國門，還是有自己的考慮的。

明成祖朱棣是一位文武雙全的皇帝，以自己的雄才大略成功的奪取侄子的皇位，登基後遷都北京。當時遷都受到大部分大臣的反對，其一是北京靠邊關太近，政府部分都暴露出來，這樣對皇帝威脅太大。朱棣有自己的見解，北京是離邊關太近，但是它是阻擋元朝殘餘勢力南侵的有力屏障，有皇帝親自坐陣指揮， 將士們才有更大斗志，南方的富饒的財力才源源補濟，進可攻，退可守。從朱棣親征元蒙古五次大仗看，鞏固了自己的政權，穩定了邊關百姓的生活，朱棣的遠見是正確的。

朱棣當時封地在北京，經過幾十年的培養，手下親信和自己的軍隊。他深深知道奪取皇位，就是憑著自己的親信和隊伍，北京才是他的發跡龍興之地，所以他才一直決定北京為明帝都，只有這樣他才坐穩皇位，只有有自己的一派才能他高枕無憂。這樣也平衡南方和北方的富豪士族，當時南京以南方士族為首。

北京在明朝可是邊關重鎮，朱棣的遠大的軍事方針，既把最高的軍事大權牢牢的掌握在手中，又把精銳的軍隊衛戎京都，又阻擋外族入侵中原，真可為一石二鳥。

自元順帝北逃死在應昌（內蒙古克什克騰旗）後，原來的蒙古帝國裂成三個部分，瓦剌部、韃靼部和兀良哈部。這三個蒙古部落誰都不服誰，相互攻伐不斷，就是部落內部也是接連內訌。很明顯蒙古的實力已經再也沒有南下復辟的可能，對明王朝構不成實質上的威脅。

按理明政府應該採取坐山觀虎鬥的策略，三部落爭鬥相互制約，明朝坐觀其變然後再出牌。但是永樂朱棣以軍事手段插手蒙古部落之間的糾葛，哪個部落強硬出頭，他就打壓哪個。就這樣朱棣按下葫蘆冒起瓢，第一次親征重創韃靼，使瓦剌部趁勢崛起，第二次再親征瓦剌，第三次討伐兀良哈，第四次和第五次親征對韃靼用兵卻無功而返。

朱棣在帝國北方邊境主動出擊，表面看當然是符合“天子守國門”的，但不可否認的是朱棣透過北征以提高北京的軍事政治地位，為他的遷都北京製造外部條件。特別是前兩次親征在永樂八年和十二年，都在永樂十九年遷都之前，而後三次戰役的規模和戰果和前兩次不可相比擬。

另外一點，當時朱棣手下沒有能征慣戰的將軍，“靖難”的將軍大都作古。讓皇室宗親擔任出征，一來沒人，二來朱棣也不情願軍隊在藩王手裡。他親征之前有過一次北伐，勉強讓老將淇國公邱福掛帥，儘管他清楚邱福不善統帥非最佳人選。

那次出兵的結果就是十萬大軍全軍覆滅，之後的再次出兵，除了朱棣本人親自出馬，還會有誰呢。所以朱棣的“天子守國門”有他把國家軍事經濟命脈北移和獨自掌握兵權防範藩王的需要，親征蒙古也至少有部分出於前兩者考慮的動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