衝擊迴應理論就象物理學裡面的牛頓定律，雖然不可能被徹底推翻，但它卻有一個適用的範圍，那些不太適用挑戰迴應理論的地方，或者說也應該同時適用傳統中國理論的地方，有如下幾個方面的表現：
(1)天平天國是一場"內患"，而不是一場"近代化"運動，中國相對於日本對西方的挑戰迴應比較慢是因為"內憂"比"外患"事務更緊急一些。
（這與教科書中把洪秀全當作革命領袖恰恰相反，他認為天國是一種人口、經濟壓力下的動亂；最近學者其實大多認為天國是邪教運動，包括由中宣部組織的一些書籍中也開始負面評價太平天國。）
(2)同治中興更主要是恢復戰亂後的農業經濟，對"經濟增長"這種概念無法理解；自強運動主要是國家安全保障。
(3)洋務派在近代化過程之中調和的方式是：a、"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維護儒家傳統；b、類似於當初接受佛教時出現的"老子化胡說"，認為西學源於墨子；c、提出"富國強兵"的法家口號。這都是一些民族主義的表現形式。
(4)另外一些著名時評家和思想家這樣認為：a、王韜認為如果孔子出現在"當代"，一定是個支援向西方學習（近代化）的改革家；b、康有為更是弄出了個孔子改制考。都從正面肯定儒學支援改革。
(5)自強運動的"夢想中國"直到甲午戰爭被打碎之後，才發動了最後一次由高層自上而下的"百日維新"運動，改革內容卻不超過原來王韜和鄭觀應的理論思想。
以上種種"挑戰迴應"都離不開中國傳統理論的解釋，不能純粹適用"挑戰迴應"，或者換一種更恰當的說法是：這些改革措施不單單是對西方挑戰的迴應，也是對各種內部挑戰的迴應--無論這種迴應在表現形式上，是否存在一些接受或拒絕西方的因素。正如研究者在日本明治維新活動中所發現的那樣，"攘夷"這個口號僅僅是內政鬥爭的武器，提出這個口號的階層不但無意排斥"夷人"，而且非常願意學習西方的東西。中國的近代大概如此。
如果中國近代社會真正的中心活動是對西方挑戰進行迴應，那麼，首先應該有一個強有力的政治中心，然後這個政治中心的主要議題應該是：a、中國如何才能強盛？b、學習西方可以到何種程度？c、如何可以既強盛又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而近代中國的改革是完全失敗的，這表現在1895年敗於日本，1898年敗於"頑固派"等等，這說明中國不存在一個有效的強力政權，僅僅"挑戰迴應"西方，不足以解釋近代中國，還應該有"挑戰迴應""中方"的因素。
實際上一個社會很難形成強力的政治中心（形成這樣的政治中心，也未必是草民之福），近代晚清民國更不可能形成這樣的中心，曾國藩把加強自己的勢力偽裝成忠君保教（儒教），李鴻章口頭上大講自強"國家"，暗地裡大力"自強"自我，與其說他們發起的運動是迴應西方挑戰，還不如說他們的這些運動是迴應國內各種政治角色的挑戰，至少，兩者是同等地位的。
另外，在反對改革的那些人中，很多人也主要是"個人利益"、"個人政治"的考慮，比如反對戊戌變法的人中，很多不是害怕變法的後果，而是擔心"康有為"的變法會影響自己的利益和政治地位，光緒這位志大才疏的皇帝突擊提拔了太多的年輕幹部。再比如平民對改革的反對，也不是對學習西方的反感恐懼，而是改革的成本過多的壓在了農民和城市平民身上，而改革的收益卻僅僅在少數上層人士的手中，因而最終會有群眾性反改革的義和團運動。
衝擊迴應理論就象物理學裡面的牛頓定律，雖然不可能被徹底推翻，但它卻有一個適用的範圍，那些不太適用挑戰迴應理論的地方，或者說也應該同時適用傳統中國理論的地方，有如下幾個方面的表現：
(1)天平天國是一場"內患"，而不是一場"近代化"運動，中國相對於日本對西方的挑戰迴應比較慢是因為"內憂"比"外患"事務更緊急一些。
（這與教科書中把洪秀全當作革命領袖恰恰相反，他認為天國是一種人口、經濟壓力下的動亂；最近學者其實大多認為天國是邪教運動，包括由中宣部組織的一些書籍中也開始負面評價太平天國。）
(2)同治中興更主要是恢復戰亂後的農業經濟，對"經濟增長"這種概念無法理解；自強運動主要是國家安全保障。
(3)洋務派在近代化過程之中調和的方式是：a、"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維護儒家傳統；b、類似於當初接受佛教時出現的"老子化胡說"，認為西學源於墨子；c、提出"富國強兵"的法家口號。這都是一些民族主義的表現形式。
(4)另外一些著名時評家和思想家這樣認為：a、王韜認為如果孔子出現在"當代"，一定是個支援向西方學習（近代化）的改革家；b、康有為更是弄出了個孔子改制考。都從正面肯定儒學支援改革。
(5)自強運動的"夢想中國"直到甲午戰爭被打碎之後，才發動了最後一次由高層自上而下的"百日維新"運動，改革內容卻不超過原來王韜和鄭觀應的理論思想。
以上種種"挑戰迴應"都離不開中國傳統理論的解釋，不能純粹適用"挑戰迴應"，或者換一種更恰當的說法是：這些改革措施不單單是對西方挑戰的迴應，也是對各種內部挑戰的迴應--無論這種迴應在表現形式上，是否存在一些接受或拒絕西方的因素。正如研究者在日本明治維新活動中所發現的那樣，"攘夷"這個口號僅僅是內政鬥爭的武器，提出這個口號的階層不但無意排斥"夷人"，而且非常願意學習西方的東西。中國的近代大概如此。
如果中國近代社會真正的中心活動是對西方挑戰進行迴應，那麼，首先應該有一個強有力的政治中心，然後這個政治中心的主要議題應該是：a、中國如何才能強盛？b、學習西方可以到何種程度？c、如何可以既強盛又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而近代中國的改革是完全失敗的，這表現在1895年敗於日本，1898年敗於"頑固派"等等，這說明中國不存在一個有效的強力政權，僅僅"挑戰迴應"西方，不足以解釋近代中國，還應該有"挑戰迴應""中方"的因素。
實際上一個社會很難形成強力的政治中心（形成這樣的政治中心，也未必是草民之福），近代晚清民國更不可能形成這樣的中心，曾國藩把加強自己的勢力偽裝成忠君保教（儒教），李鴻章口頭上大講自強"國家"，暗地裡大力"自強"自我，與其說他們發起的運動是迴應西方挑戰，還不如說他們的這些運動是迴應國內各種政治角色的挑戰，至少，兩者是同等地位的。
另外，在反對改革的那些人中，很多人也主要是"個人利益"、"個人政治"的考慮，比如反對戊戌變法的人中，很多不是害怕變法的後果，而是擔心"康有為"的變法會影響自己的利益和政治地位，光緒這位志大才疏的皇帝突擊提拔了太多的年輕幹部。再比如平民對改革的反對，也不是對學習西方的反感恐懼，而是改革的成本過多的壓在了農民和城市平民身上，而改革的收益卻僅僅在少數上層人士的手中，因而最終會有群眾性反改革的義和團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