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前幾年曾涉足家族企業傳承的研究，發現很多日本百年老字號，都保持著很好的傳統，其中很多的是創始人的家訓，不少內容直接引自中國古代典籍。日本企業基業長青得益於此。如果翻開關於中國商幫的歷史，也經常看到家訓在企業經營中的價值觀指導作用。今天中國民企大多數面臨交接班，二代一方面有留洋背景、視野開闊，另一方面，急需與中華文化連根，與中國國情對接。讀古代的家訓，對今天的民企思考文化傳承，形成中華商道，有很強的現實價值。

說到家訓，我想大家都能舉出幾個有名的家訓:《誡子書》《顏氏家訓》《朱子家訓》《曾國藩家書》等等。也都能隨便說出幾個關於家訓的經典語句:比如諸葛亮的“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金纓的“靜坐常思己過，閒談莫論人非。”顏之推的“父不慈則子不孝。”曾國藩的“家儉則興，人勤則健；能勤能儉，永不貧賤。”等等。

那麼古代家訓對現代那些借鑑和指導意義呢？個人認為如下:

1.從個人角度講，對修身有重要的作用。

古語講“立身者，立天下之大本。”家訓是家庭對子孫立身處世、持家治業的教誨。對個人的教養、原則都有著重要的約束作用。比如:行為須“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交友須“親直諒、多聞者，遠便僻、柔佞者。”等等。不管什麼時代，修身是提高個人修養的根本，家訓正能起到這個作用。

2.從家庭角度講，對齊家有重要的作用。

古語講“身修而後家齊”。齊家即使家庭成員能夠齊心協力、和睦相處。家和萬事興,無論是傳統社會還是現代社會,都是家庭成員的基本價值追求,而家訓的核心即是"和"。家訓與和諧家庭建設有著內在的關聯性,中華優良傳統家訓對和諧家庭建設的可借鑑性,也正是中華優良傳統家訓現代意義轉化的必然趨勢,更是弘揚傳統文化的意義所在。

3.從國家角度講，對治國有重要的作用。

古語講“家齊而後國治”。家庭教育與國民教育緊密相連。而家訓是家庭教育的重要方式。家訓作為歷代治家的經驗總結和智慧結晶，構成了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歷代名人志士、文豪學者、社會賢達、世家大族多以家訓的形式訓誡子弟、垂飭後代。家訓，雖訓以治家，實則訓以育人，訓以養德，落腳點乃訓以治國。

以上純屬個人觀點，僅供參考！

近些年有個新名詞叫做“熊孩子”，它特指天性活潑，愛搗蛋且不懂禮貌的孩子，是個讓社會很頭疼的群體。一個孩子調皮可以理解，但必須有個度。這個度就與家庭教育密切相關。在古代不論是名門望族還是商賈大紳，亦或是良善百姓，家中必有嚴格的家訓。其中以明清時期蘇州地區家訓最具有指導意義。

一、品行引導

一般來說，古代各家族往往採用家規或勸說的方式引導其子女及族人的道德修養。引導的方向一般緊隨儒家思想，最常見的則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但明清時期蘇州地區的家訓卻強調“養心”、“品性”與“讀書”。所謂“養心”即追求“心外無物，心外無理”，只有迴歸到自己的良知才能領悟世間真諦。“品性”就是注重個人的道德品行，明清時期蘇州地區的紳士階層擁有強大的社會力量，他們因深受儒家思想薰陶，便以“忠、義、禮、智、信”作為家訓核心。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比起其他地區家訓，蘇州家訓淡化了“父慈子孝”、“長兄如父”“夫義婦聽”等觀念，強化了家族內部成員和諧相處且道德高尚的意識。

如洞庭東山沈氏《邇言家訓》曰：“齊家之道，必先言有實，行有恆，敦倫禮，篤恩義，反躬自處以正，而後責成於人。”又如虞山莊氏將孝分為大孝、小孝二者，認為事父“有一段至誠之意便佳”。如果兄弟之間有矛盾，他們會選擇忍讓或和平解決。如果與父輩有衝突，子女們也不會一味地向父權屈服。另外他們娶妻講究門當戶對，強調品行端正。如《邇言家訓》記載，“興宗擇婦為先。國之將興，必有賢妃以佐理；家之將敗，必來悍婦以傾危，是以擇婦不可不慎也”。對他們而言，妻子溫良敦厚是首要的，妻子對丈夫的服從是次要的。“讀書”一是讓族人意識讀書的重要性。蘇州的入仕氛圍十分濃厚，家中若有人科舉金榜題名，可謂光宗耀祖。二是傳授族人讀書方法。常熟馮班在家訓中就提出：讀書不能一目十行，必須反覆推敲琢磨。而且要身體力行，不能流於表面。蘇州家訓對這三方面的強調，造就了蘇州人才濟濟的局面。

二、黃線警告

明清時期雖處於封建統治，但民間經濟卻發展的相當繁榮，尤其是蘇州地區。隨著經濟的發展，蘇州城鎮興盛、市民生活豐富多彩，但也產生了一系列社會問題。不僅有著偷盜、鬥毆、醉酒、賭博、姦淫等惡習，而且當時社會中的人際交往也十分功利性。為此，蘇州各族家訓在進行正確品行引導的同時還就社會普遍存在的問題提出了一些禁戒。如果有族人越過“黃色警告線”，就會遭到嚴厲的懲罰。不過對待初犯者，往往是斥責，如若再犯，必定重罰。如吳縣潁川陳氏對觸犯家戒者，“告官放絕，仍告於祠堂，宗譜削去其名”。其實設定這些“黃線”，是商品經濟繁榮發展下自我調節。這一調節不僅延續了家族的興旺，還推動了整個蘇州社會的良性執行。

三、生計行當

自秦漢以來古人就有著“重農抑商”的思想，他們以農為本，以商為末，還反對手工業。所以長期以來，商業、手工業的地位極其低下，很少有人會選擇這兩個作為生計行當。但隨著明清時期的商業革命，蘇州地區人們的價值觀念、社會風氣都有所改變。他們在家訓中明確提出“士與商並舉”，如《資敬堂家訓》就表明“為人之道，道學、經濟、文章為重；其次書算，亦有經濟存焉，不可不精。”還有些家訓中還提到各行各業沒有貴賤之分，每個人擅長的不一樣，應當“術業有專攻”。這不是個別的想法，而是當時蘇州地區人們普遍的觀念。放在現在，很多家長未必能如此開闊。

蘇州家訓具有很大的借鑑價值。孩子的成長不僅關係到一個家庭的興旺，更與國家的未來緊密相連。所以我們要以史為鑑，注入時代血液，培養出新時代的棟樑！

我前幾年曾涉足家族企業傳承的研究，發現很多日本百年老字號，都保持著很好的傳統，其中很多的是創始人的家訓，不少內容直接引自中國古代典籍。日本企業基業長青得益於此。如果翻開關於中國商幫的歷史，也經常看到家訓在企業經營中的價值觀指導作用。今天中國民企大多數面臨交接班，二代一方面有留洋背景、視野開闊，另一方面，急需與中華文化連根，與中國國情對接。讀古代的家訓，對今天的民企思考文化傳承，形成中華商道，有很強的現實價值。

說到家訓，我想大家都能舉出幾個有名的家訓:《誡子書》《顏氏家訓》《朱子家訓》《曾國藩家書》等等。也都能隨便說出幾個關於家訓的經典語句:比如諸葛亮的“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金纓的“靜坐常思己過，閒談莫論人非。”顏之推的“父不慈則子不孝。”曾國藩的“家儉則興，人勤則健；能勤能儉，永不貧賤。”等等。

那麼古代家訓對現代那些借鑑和指導意義呢？個人認為如下:

1.從個人角度講，對修身有重要的作用。

古語講“立身者，立天下之大本。”家訓是家庭對子孫立身處世、持家治業的教誨。對個人的教養、原則都有著重要的約束作用。比如:行為須“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交友須“親直諒、多聞者，遠便僻、柔佞者。”等等。不管什麼時代，修身是提高個人修養的根本，家訓正能起到這個作用。

2.從家庭角度講，對齊家有重要的作用。

古語講“身修而後家齊”。齊家即使家庭成員能夠齊心協力、和睦相處。家和萬事興,無論是傳統社會還是現代社會,都是家庭成員的基本價值追求,而家訓的核心即是"和"。家訓與和諧家庭建設有著內在的關聯性,中華優良傳統家訓對和諧家庭建設的可借鑑性,也正是中華優良傳統家訓現代意義轉化的必然趨勢,更是弘揚傳統文化的意義所在。

3.從國家角度講，對治國有重要的作用。

古語講“家齊而後國治”。家庭教育與國民教育緊密相連。而家訓是家庭教育的重要方式。家訓作為歷代治家的經驗總結和智慧結晶，構成了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歷代名人志士、文豪學者、社會賢達、世家大族多以家訓的形式訓誡子弟、垂飭後代。家訓，雖訓以治家，實則訓以育人，訓以養德，落腳點乃訓以治國。

以上純屬個人觀點，僅供參考！

近些年有個新名詞叫做“熊孩子”，它特指天性活潑，愛搗蛋且不懂禮貌的孩子，是個讓社會很頭疼的群體。一個孩子調皮可以理解，但必須有個度。這個度就與家庭教育密切相關。在古代不論是名門望族還是商賈大紳，亦或是良善百姓，家中必有嚴格的家訓。其中以明清時期蘇州地區家訓最具有指導意義。

一、品行引導

一般來說，古代各家族往往採用家規或勸說的方式引導其子女及族人的道德修養。引導的方向一般緊隨儒家思想，最常見的則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但明清時期蘇州地區的家訓卻強調“養心”、“品性”與“讀書”。所謂“養心”即追求“心外無物，心外無理”，只有迴歸到自己的良知才能領悟世間真諦。“品性”就是注重個人的道德品行，明清時期蘇州地區的紳士階層擁有強大的社會力量，他們因深受儒家思想薰陶，便以“忠、義、禮、智、信”作為家訓核心。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比起其他地區家訓，蘇州家訓淡化了“父慈子孝”、“長兄如父”“夫義婦聽”等觀念，強化了家族內部成員和諧相處且道德高尚的意識。

如洞庭東山沈氏《邇言家訓》曰：“齊家之道，必先言有實，行有恆，敦倫禮，篤恩義，反躬自處以正，而後責成於人。”又如虞山莊氏將孝分為大孝、小孝二者，認為事父“有一段至誠之意便佳”。如果兄弟之間有矛盾，他們會選擇忍讓或和平解決。如果與父輩有衝突，子女們也不會一味地向父權屈服。另外他們娶妻講究門當戶對，強調品行端正。如《邇言家訓》記載，“興宗擇婦為先。國之將興，必有賢妃以佐理；家之將敗，必來悍婦以傾危，是以擇婦不可不慎也”。對他們而言，妻子溫良敦厚是首要的，妻子對丈夫的服從是次要的。“讀書”一是讓族人意識讀書的重要性。蘇州的入仕氛圍十分濃厚，家中若有人科舉金榜題名，可謂光宗耀祖。二是傳授族人讀書方法。常熟馮班在家訓中就提出：讀書不能一目十行，必須反覆推敲琢磨。而且要身體力行，不能流於表面。蘇州家訓對這三方面的強調，造就了蘇州人才濟濟的局面。

二、黃線警告

明清時期雖處於封建統治，但民間經濟卻發展的相當繁榮，尤其是蘇州地區。隨著經濟的發展，蘇州城鎮興盛、市民生活豐富多彩，但也產生了一系列社會問題。不僅有著偷盜、鬥毆、醉酒、賭博、姦淫等惡習，而且當時社會中的人際交往也十分功利性。為此，蘇州各族家訓在進行正確品行引導的同時還就社會普遍存在的問題提出了一些禁戒。如果有族人越過“黃色警告線”，就會遭到嚴厲的懲罰。不過對待初犯者，往往是斥責，如若再犯，必定重罰。如吳縣潁川陳氏對觸犯家戒者，“告官放絕，仍告於祠堂，宗譜削去其名”。其實設定這些“黃線”，是商品經濟繁榮發展下自我調節。這一調節不僅延續了家族的興旺，還推動了整個蘇州社會的良性執行。

三、生計行當

自秦漢以來古人就有著“重農抑商”的思想，他們以農為本，以商為末，還反對手工業。所以長期以來，商業、手工業的地位極其低下，很少有人會選擇這兩個作為生計行當。但隨著明清時期的商業革命，蘇州地區人們的價值觀念、社會風氣都有所改變。他們在家訓中明確提出“士與商並舉”，如《資敬堂家訓》就表明“為人之道，道學、經濟、文章為重；其次書算，亦有經濟存焉，不可不精。”還有些家訓中還提到各行各業沒有貴賤之分，每個人擅長的不一樣，應當“術業有專攻”。這不是個別的想法，而是當時蘇州地區人們普遍的觀念。放在現在，很多家長未必能如此開闊。

蘇州家訓具有很大的借鑑價值。孩子的成長不僅關係到一個家庭的興旺，更與國家的未來緊密相連。所以我們要以史為鑑，注入時代血液，培養出新時代的棟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