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法
孝公平畫，公孫鞅、甘龍、杜摯三大夫御於君。慮世事之變，討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
君曰：“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錯法務明主長，臣之行也。今吾欲變法以治，更禮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議我也。”
公孫鞅曰：“臣聞之：‘疑行無成，疑事無功。‘君亟定變法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之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負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驁於民。語曰：’愚者暗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郭偃之法曰：‘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
孝公曰：“善！”
甘龍曰：“不然。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勞而功成；據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今若變法，不循秦國之故，更禮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議君，願孰察之。”
公孫鞅曰：“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於故習，學者溺於所聞。此兩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賢者更禮，而不肖者拘焉。拘禮之人不足與言事，製法之人不足與論變。君無疑矣。”
杜摯曰：“臣聞之：‘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臣聞：‘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君其圖之！’”
公孫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禮、法以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兵甲器備，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湯、武之王也，不脩古而興；殷、夏之滅也，不易禮而亡。然則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禮者未足多是也。君無疑矣。”
孝公曰：“善！吾聞窮巷多怪，曲學多辯。愚者之笑，智者哀焉；狂夫之樂，賢者喪焉。拘世以議，寡人不之疑矣。”
於是遂出墾草令。
秦孝公同大臣研討強國大計,公孫鞅、甘龍、杜摯三位大夫侍奉在孝公的面前，他們分析社會形勢的變化，探討整頓法制的根本原則，尋求統治人民的方法。
秦孝公說："接替先君位置做國君後不能忘記國家，這是國君應當奉行的原則。實施變法務必顯示出國君的權威，這是做臣子的行動原則。現在我想要透過變更法度來治理國家，改變禮制用來教化百姓，卻又害怕天下的人非議我。"
公孫鞅說："我聽過這樣一句話：行動遲疑一定不會有什麼成就，辦事猶豫不決就不會有功效。國君應當儘快下定變法的決心，不要顧用天下人怎麼議論您。何況具有超出普通人的高明人，本來就會被世俗社會所非議，獨一無二見識思考的人也一定遭到平常人的嘲笑。俗語說："愚笨的人在辦成事情之後還不明白，有智慧的人對那些還沒有顯露萌芽的事情就能先預測到。"百姓，不可以同他們討論開始創新，卻能夠同他們一起歡慶事業的成功。郭偃的法書上說："講究崇高道德的人，不去附和那些世俗的偏見。成就大事業的人不去同民眾商量。"法度，是用來愛護百姓的。禮制，是為了方便辦事的。所以聖明的人治理國家，如果能夠使國家富強，就不必去沿用舊有的法度。如果能夠是百姓得到益處，就不必去遵循就的禮制。"
孝公說："好！"
甘龍說："不對，臣也聽說這樣一句話："聖明的人不去改變百姓的舊習俗來施行教化，有智慧的人不改變舊有的法度來治理國家。"順應百姓舊有的習俗來實施教化的，不用費什麼辛苦就能成就功業；根據舊有的法度來治理國家的人，官吏熟悉禮法，百姓也安樂。現在如果改變法度，不遵循秦國舊有的法制，要更改禮制教化百姓，臣擔心天下人要非議國君了。希望國君認真考慮這樣的事。"
公孫鞅說："您所說的這些話，正是社會上俗人說的話。平庸的人守舊的習俗，讀死書的人侷限在他們聽說過的事情上。這兩種人，只能用來安置在官位上守法，卻不能同他們在舊有法度之外討論變革法制的事。夏、商、周這三個朝代禮制不相同卻都能稱王於天下，春秋五霸各自的法制不同，卻能先後稱霸諸候。所以有智慧的人能創制法度，而愚蠢的人只能受法度的約束。賢能的人變革禮制，而沒有才能的只能受禮制的束縛。受舊的禮制制約的人，不能夠同他商討國家大事。被舊法限制的人，不能同他討論變法。國君不要遲疑不定了。"
杜摯說："臣聽說過這樣的話："如果沒有百倍的利益不要改變法度，如果沒有十倍的功效不要更換使用工具。臣聽說效法古代法制沒有什麼過錯，遵循舊的禮制不會有偏差。國君應該對這件事仔細思考。"
公孫鞅說："以前的朝代政教各不相同，應該去效法哪個朝代的古法呢？古代帝王的法度不相互因襲，又有什麼禮制可以遵循呢？伏羲、神農教化不施行誅殺，黃帝、堯、舜雖然實行誅殺但卻不過分，等到了周文王和周武王的時代，他們各自順應時勢而建立法度，根據國家的具體情況制定禮制，禮制和法度都要根據時勢來制定，法制、命令都要順應當時的社會事宜，兵器、鎧甲、器具、裝備的製造都要方便使用。所以臣說：治理國家不一定用一種方式，只要對國家有利就不一定非要效法古代。商湯、周武王稱王於天下，並不是因為他們遵循古代法度才興旺，殷朝和夏朝的滅亡，也不是因為他們更改舊的禮制才覆亡的。既然如此，違反舊的法度的人，不一定就應當遭責難；遵循舊的禮制的人，不一定值得肯定。國君對變法的事就不要遲疑了。"
孝公說："好。我聽說從偏僻小巷走出來的人愛少見多怪，學識淺陋的人多喜歡詭辯，愚昧的人所譏笑的事，正是聰明人所感到悲哀的事。狂妄的人高興的事，正是有才能的人所擔憂的。那些拘泥於世俗偏見的議論言詞，我不再因它們而疑惑了。"
於是，孝公頒佈了關於開墾荒地的命令。
更法
孝公平畫，公孫鞅、甘龍、杜摯三大夫御於君。慮世事之變，討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
君曰：“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錯法務明主長，臣之行也。今吾欲變法以治，更禮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議我也。”
公孫鞅曰：“臣聞之：‘疑行無成，疑事無功。‘君亟定變法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之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負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驁於民。語曰：’愚者暗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郭偃之法曰：‘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
孝公曰：“善！”
甘龍曰：“不然。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勞而功成；據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今若變法，不循秦國之故，更禮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議君，願孰察之。”
公孫鞅曰：“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於故習，學者溺於所聞。此兩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賢者更禮，而不肖者拘焉。拘禮之人不足與言事，製法之人不足與論變。君無疑矣。”
杜摯曰：“臣聞之：‘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臣聞：‘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君其圖之！’”
公孫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禮、法以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兵甲器備，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湯、武之王也，不脩古而興；殷、夏之滅也，不易禮而亡。然則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禮者未足多是也。君無疑矣。”
孝公曰：“善！吾聞窮巷多怪，曲學多辯。愚者之笑，智者哀焉；狂夫之樂，賢者喪焉。拘世以議，寡人不之疑矣。”
於是遂出墾草令。
秦孝公同大臣研討強國大計,公孫鞅、甘龍、杜摯三位大夫侍奉在孝公的面前，他們分析社會形勢的變化，探討整頓法制的根本原則，尋求統治人民的方法。
秦孝公說："接替先君位置做國君後不能忘記國家，這是國君應當奉行的原則。實施變法務必顯示出國君的權威，這是做臣子的行動原則。現在我想要透過變更法度來治理國家，改變禮制用來教化百姓，卻又害怕天下的人非議我。"
公孫鞅說："我聽過這樣一句話：行動遲疑一定不會有什麼成就，辦事猶豫不決就不會有功效。國君應當儘快下定變法的決心，不要顧用天下人怎麼議論您。何況具有超出普通人的高明人，本來就會被世俗社會所非議，獨一無二見識思考的人也一定遭到平常人的嘲笑。俗語說："愚笨的人在辦成事情之後還不明白，有智慧的人對那些還沒有顯露萌芽的事情就能先預測到。"百姓，不可以同他們討論開始創新，卻能夠同他們一起歡慶事業的成功。郭偃的法書上說："講究崇高道德的人，不去附和那些世俗的偏見。成就大事業的人不去同民眾商量。"法度，是用來愛護百姓的。禮制，是為了方便辦事的。所以聖明的人治理國家，如果能夠使國家富強，就不必去沿用舊有的法度。如果能夠是百姓得到益處，就不必去遵循就的禮制。"
孝公說："好！"
甘龍說："不對，臣也聽說這樣一句話："聖明的人不去改變百姓的舊習俗來施行教化，有智慧的人不改變舊有的法度來治理國家。"順應百姓舊有的習俗來實施教化的，不用費什麼辛苦就能成就功業；根據舊有的法度來治理國家的人，官吏熟悉禮法，百姓也安樂。現在如果改變法度，不遵循秦國舊有的法制，要更改禮制教化百姓，臣擔心天下人要非議國君了。希望國君認真考慮這樣的事。"
公孫鞅說："您所說的這些話，正是社會上俗人說的話。平庸的人守舊的習俗，讀死書的人侷限在他們聽說過的事情上。這兩種人，只能用來安置在官位上守法，卻不能同他們在舊有法度之外討論變革法制的事。夏、商、周這三個朝代禮制不相同卻都能稱王於天下，春秋五霸各自的法制不同，卻能先後稱霸諸候。所以有智慧的人能創制法度，而愚蠢的人只能受法度的約束。賢能的人變革禮制，而沒有才能的只能受禮制的束縛。受舊的禮制制約的人，不能夠同他商討國家大事。被舊法限制的人，不能同他討論變法。國君不要遲疑不定了。"
杜摯說："臣聽說過這樣的話："如果沒有百倍的利益不要改變法度，如果沒有十倍的功效不要更換使用工具。臣聽說效法古代法制沒有什麼過錯，遵循舊的禮制不會有偏差。國君應該對這件事仔細思考。"
公孫鞅說："以前的朝代政教各不相同，應該去效法哪個朝代的古法呢？古代帝王的法度不相互因襲，又有什麼禮制可以遵循呢？伏羲、神農教化不施行誅殺，黃帝、堯、舜雖然實行誅殺但卻不過分，等到了周文王和周武王的時代，他們各自順應時勢而建立法度，根據國家的具體情況制定禮制，禮制和法度都要根據時勢來制定，法制、命令都要順應當時的社會事宜，兵器、鎧甲、器具、裝備的製造都要方便使用。所以臣說：治理國家不一定用一種方式，只要對國家有利就不一定非要效法古代。商湯、周武王稱王於天下，並不是因為他們遵循古代法度才興旺，殷朝和夏朝的滅亡，也不是因為他們更改舊的禮制才覆亡的。既然如此，違反舊的法度的人，不一定就應當遭責難；遵循舊的禮制的人，不一定值得肯定。國君對變法的事就不要遲疑了。"
孝公說："好。我聽說從偏僻小巷走出來的人愛少見多怪，學識淺陋的人多喜歡詭辯，愚昧的人所譏笑的事，正是聰明人所感到悲哀的事。狂妄的人高興的事，正是有才能的人所擔憂的。那些拘泥於世俗偏見的議論言詞，我不再因它們而疑惑了。"
於是，孝公頒佈了關於開墾荒地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