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的統治，應該是很完善的體現了《道德經》所描述的“以正治國（儒家），以奇用兵（兵家）”，接下來道家主張的自己“以無事取天下”，則被漢武帝執行為“以（帝王）有事取天下”，道家的道派被驅趕出朝堂，建立了道教，實現了政教分離，道家的法派則被漢武帝融入到國家統治機器當中。
首當其衝的是道家人物的命運，由於道派人物講究“事了拂衣去，深藏功與名”，講究“飛鳥盡，良弓藏”，所以漢武帝讓他們政教分離走入民間其實使他們逃過一劫，他們一般還不會遭受死於非命的命運，但法派人物則講究“狡兔死，走狗烹”，講究“士為知己者死”，所以在漢武帝時期，死的“狗”才可以說是非常扎堆，先期的張湯，後期的主父偃、江充，都是為帝王統治獻出了生命的。
第二影響深刻的是兵家人物的命運，傳統兵家人物李廣終其一生，沒有封候，有“李廣難封”的典故，最後李廣因為軍事不利而自刎，說明了老牌兵家的艱辛，而漢武帝時期的新銳兵家，是司馬遷稱為的“佞臣”，就是軍事能力超群，但沒有原則，只懂得一味迎和上意，按現在的說法是“有才無德”的人，起源是從騎奴走上將軍之路的衛青，然後是孤兒走上將軍之路的霍去病，最後是樂工走上將軍之路的李廣利，衛青得以善終，但子孫受到衛子夫“巫蠱之禍”的牽連遭到了誅殺，霍去病暴病而亡，李廣利則因為戰事不利及宮廷紛爭而叛逃漢王朝。
第三受到影響的是墨家俠客，典型人物是郭解，隨著其被滅族，意味著沒有進入國家正規管理體系成為軍人的那部分武士階層遭受了根本的滅絕性的打擊，郭解作為當時帶有“墨家”風彩的大俠走上不歸路，宣告了脫離政府體系的“墨社會”就此不復存在，直到清政府晚期，“墨家”風彩才有些恢復，但已經逐漸轉化為政黨和社團，存在於主流社會了。
儒家的人在漢武帝時期應該說命運相對較好，沒有死於非命的情形發生，而且漢武帝很好的控制了儒家“正道”和兵家“奇道”，他的主戰場在“奇道”，以軍事作戰為第一目標，儒家只是他“攘外必先安內”的工具，主要任務是為他“攘外”負責“安內”，所以儒家作為文士及傳統平民的代表，是得了善終的，而法家“道士”、兵家“武士”、墨家“武士”因為縱橫於漢武帝的“奇道”領域，受到了大面積的誅殺，則是擺脫不了戰爭的殘酷性的。
因為漢武帝肅殺氣氛太重，手段中帶有太大的血腥，所以晚年他下發了《輪臺罪己詔》，進行了深刻反省。
由於漢武帝奠定的是中國封建社會統治的基本模式，確立了文士立國，平民立國的基調，所以中華民族就以其精神內涵為族名，稱之為“漢族”。
漢武帝的統治，應該是很完善的體現了《道德經》所描述的“以正治國（儒家），以奇用兵（兵家）”，接下來道家主張的自己“以無事取天下”，則被漢武帝執行為“以（帝王）有事取天下”，道家的道派被驅趕出朝堂，建立了道教，實現了政教分離，道家的法派則被漢武帝融入到國家統治機器當中。
首當其衝的是道家人物的命運，由於道派人物講究“事了拂衣去，深藏功與名”，講究“飛鳥盡，良弓藏”，所以漢武帝讓他們政教分離走入民間其實使他們逃過一劫，他們一般還不會遭受死於非命的命運，但法派人物則講究“狡兔死，走狗烹”，講究“士為知己者死”，所以在漢武帝時期，死的“狗”才可以說是非常扎堆，先期的張湯，後期的主父偃、江充，都是為帝王統治獻出了生命的。
第二影響深刻的是兵家人物的命運，傳統兵家人物李廣終其一生，沒有封候，有“李廣難封”的典故，最後李廣因為軍事不利而自刎，說明了老牌兵家的艱辛，而漢武帝時期的新銳兵家，是司馬遷稱為的“佞臣”，就是軍事能力超群，但沒有原則，只懂得一味迎和上意，按現在的說法是“有才無德”的人，起源是從騎奴走上將軍之路的衛青，然後是孤兒走上將軍之路的霍去病，最後是樂工走上將軍之路的李廣利，衛青得以善終，但子孫受到衛子夫“巫蠱之禍”的牽連遭到了誅殺，霍去病暴病而亡，李廣利則因為戰事不利及宮廷紛爭而叛逃漢王朝。
第三受到影響的是墨家俠客，典型人物是郭解，隨著其被滅族，意味著沒有進入國家正規管理體系成為軍人的那部分武士階層遭受了根本的滅絕性的打擊，郭解作為當時帶有“墨家”風彩的大俠走上不歸路，宣告了脫離政府體系的“墨社會”就此不復存在，直到清政府晚期，“墨家”風彩才有些恢復，但已經逐漸轉化為政黨和社團，存在於主流社會了。
儒家的人在漢武帝時期應該說命運相對較好，沒有死於非命的情形發生，而且漢武帝很好的控制了儒家“正道”和兵家“奇道”，他的主戰場在“奇道”，以軍事作戰為第一目標，儒家只是他“攘外必先安內”的工具，主要任務是為他“攘外”負責“安內”，所以儒家作為文士及傳統平民的代表，是得了善終的，而法家“道士”、兵家“武士”、墨家“武士”因為縱橫於漢武帝的“奇道”領域，受到了大面積的誅殺，則是擺脫不了戰爭的殘酷性的。
因為漢武帝肅殺氣氛太重，手段中帶有太大的血腥，所以晚年他下發了《輪臺罪己詔》，進行了深刻反省。
由於漢武帝奠定的是中國封建社會統治的基本模式，確立了文士立國，平民立國的基調，所以中華民族就以其精神內涵為族名，稱之為“漢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