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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 無邪說

    曾國藩28歲中進士,29歲到北京成為了翰林院檢討,到了38歲就成了禮部侍郎這樣的二品大員,相當於現在的省部級官員了。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十年七遷,連躍十級”,稱得上是官運亨通了,畢竟這個升官速度在道光一朝無人能及。可他為什麼還會遭到權貴唾罵呢。

    首先我們要來來探討一下為什麼曾國藩升遷速度如此之快?

    眾所周知,曾國藩並不以聰明睿智見長,相反,他還有點笨拙,另外在京城中,他的家世也並不顯著。可以說曾國藩的官運完全是他自己努力的結果。

    曾國藩有著極強的自我管理能力。他在自己的日記中是這樣對自己要求的:

    (1)敬。整齊嚴肅,無時不慎。無事時心在腔子裡,應事時專一不雜。清明在躬,如日之升。(2)靜坐。每日不拘何時,靜坐四刻,體驗來複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鎮。(3)早起。黎明即起,醒後勿沾戀。(4)讀書不二。一書未完,不看他書。東翻西閱,徒徇外為人。(5)讀史。丙申年購《廿三史》,大人曰:“爾借錢買書,吾不惜極力為爾彌縫,爾能圈點一遍,則不負我矣。”嗣後每日圈點十葉,間斷不孝。(6)謹言。刻刻留心,第一工夫。(7)養氣。氣藏丹田,無不可對人言之事。(8)保身。十月二十二日奉大人手諭曰:“節勞,節慾,節飲食。”時時當作養病。(9)日知所亡。每日讀書記錄心得語,有求深意是徇人。(10)月無忘所能。每月作詩文數首,以驗積理之多寡,養氣之盛否。不可一味耽著,最易溺心喪志。(11)作字。飯後作字半小時。凡筆墨應酬,當作自己功課。凡事不留待明日,愈積愈難清。(12)夜不出門。曠功疲神,切戒切戒。

    這也被後人稱作《日課十二條》,正是這樣的嚴格要求,為他以後的成就打下了良好的基礎。曾國藩剛到北京只是一名翰林院檢討,這是一個非常閒散的職位,而在翰林院會有不定期的大考,以檢驗翰林們的才學水平。許多翰林忙於交友、遊玩,關於文章寫作卻漸漸不怎麼上心了。於是一到突然來臨的大考往往嚇得屁滾尿流,有的翰林甚至於借病缺考。而曾國藩經常憑藉著對於自己的嚴格要求,卻能在考試中發揮優異,得以脫穎而出。比如曾國藩來京第二年在大考中名列二等第一,升為翰林院侍講,來京第五年的大考中,又名列二等第四名,受皇帝批准成為了內閣學士兼任禮部侍郎銜。

    曾國藩善於交友,在士林中的名聲非常好。這在他的家書中曾這樣寫道:

    “同鄉有危急事,多有就男商量者,男效祖大人之法,銀錢則量力佽助,辦事則竭力經營。”

    正是這樣急公好義,樂於助人,使得他結交了一大批朋友,在他的日記中也可以看到,他沒有一天不在社交的。正是這樣的行為,使他成為了在京湖南籍官員的領袖,為日後的飛黃騰達提供了大大的幫助。

    曾國藩憑藉著優異表現和良好的名聲得到了道光皇帝和軍機大臣穆彰阿的賞識。道光皇帝雖然算不上什麼英主,但卻重視人才的選拔,曾國藩的勤奮和實在給道光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曾國藩良好的理學修養也正合道光的胃口。穆彰阿雖然為官平庸,不求有功,但求無過,但卻十分愛才。正是在道光帝的賞識和穆彰阿的提攜下,曾國藩得以平步青雲。當然,這也是在曾國藩自身的良好表現得來的。

    既然這麼優秀,為什麼又會遭到權貴的唾罵“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行高於人,眾必非之。”

    這句話很好的總結了原因。對自己高標準,嚴要求的曾國藩得罪了幾個人,使他受到了眾人的排擠。

    第一個得罪的便是新皇帝咸豐。1850年道光去世,咸豐登基,新官上任三把火,皇帝也不例外。咸豐登基後宣佈廣開言路。想要有一番作為的曾國藩坐不住了,激動的寫了一篇《應詔陳言疏》,這篇文章洋洋灑灑三千餘字,為皇帝分析了當時官員的通病,並且提出瞭解決之道。這篇文章受到了皇帝的重視,不僅寫了長長的硃批,還命令各衙門詳細審閱,殊不知這為後來的曾國藩留下了隱患。得到了鼓勵曾國藩不久之後又寫一篇言辭激烈的《敬陳聖德三端預防流弊疏》的奏摺,內容可以說驚世駭俗,大說皇帝的不是,裡面不僅說了皇帝的用人於行政方面的失誤,還直指皇帝的品德問題。這篇奏摺呈上去之後,皇帝勃然大怒,雖然經過大臣們的勸說,沒有處罰曾國藩,但是對曾國藩文中所指進行了反駁。經此,新皇帝開始不怎麼喜歡曾國藩,在咸豐在位時,處處給曾國藩小鞋穿。

    第二個得罪的是琦善。琦善在鴉片戰爭中指揮失當被貶職,後來又成為陝甘總督,在任上因為“妄加誅戮”又被革職並且交由刑部審訊。由於琦善人緣很好,許多人替他求情。這時曾國藩站了出來,反駁了這些人的說法。最終在曾國藩的堅持下,琦善被革職,去了寧古塔贖罪。

    第三個得罪的是賽尚阿。賽尚阿位高權重,在太平軍剛起義時被任命為欽差大臣鎮壓太平天國,但因為他的指揮失誤,屢戰屢敗,致使太平天國做大,最終被革職。由於清末腐敗已深,導致官官相護,許多人替他求情。可曾國藩認為軍事事關國家存亡,必須從重處罰,最後賽尚阿還是被革職。

    最後得罪的便是同僚。他在《應詔陳言疏》將整個官僚團隊進行了毫不留情地批評,其中說道:

    “京官辦事通病有二,日退縮,日瑣屑。外官辦事通病有二,日敷衍,日顢頇。退縮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動輒請旨,不肯擔責任咎。瑣屑者,錙銖必較,不顧大體,察及秋毫,不見輿薪。敷衍者,裝頭蓋面,但計目前,剜肉補瘡,不問明日。顢頇者,外面完全,中已潰爛,奏章粉飾,而語無歸宿。”

    裡面“滿朝皆醉曾獨醒,滿朝皆濁曾獨清”的口氣,令他的同僚們相當不滿。又在琦善,賽尚阿事件中打破了官場潛規則,被眾官僚所恨。此時的已經曾國藩遭到了大家的疏遠,甚至出現了“庚戌年上日講疏內,畫一圖甚陋,九卿中無人不冷笑而薄之”這樣曾國藩引以為恥的事件。

    當然,是金子總會發光,嘲諷與排擠只不過激發了曾國藩的鬥志,磨礪了他的意志。後來曾國藩在太平天國內戰中大放光芒,扶大廈於將傾,那些唾罵者卻被證明不過是些庸庸碌碌之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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