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疑與學問 顧頡剛 “學者先要會疑。”——程頤 “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學；學則須疑。”——張載 學問的基礎是事實和根據。事實和根據的來源有兩種：一種是自己親眼看見的，一種是聽別人傳說的。譬如在國難危急的時候，各地一定有許多口頭的訊息，說得如何兇險，那便是別人的傳說，不一定可靠；要知道實際的情形，只有靠自己親自去視察。做學問也是一樣，最要緊最可靠的材料是自己親見的事實根據；但這種證據有時候不能親自看到，便只能靠別人的傳說了。 我們對於傳說的話，不論信不信，都應當經過一番思考，不應當隨隨便便就信了。我們信它，因為它“是”；不信它，因為它“非”。這一番事前的思索，不隨便輕信的態度，便是懷疑的精神。這是做一切學問的基本條件。我們聽說中國古代有三皇、五帝，便要問問：這是誰說的話?最先見於何書?所見的書是何時何人著的?著者何以知道?我們又聽說“腐草為螢”，也要問問：死了的植物如何會變成飛動的甲蟲?有什麼科學根據?我們若能這樣追問，一切虛妄的學說便不攻自破了。 我們不論對於哪一本書，哪一種學問，都要經過自己的懷疑：因懷疑而思索，因思索而辨別是非。經過“懷疑”“思索”“辨別”三步以後，那本書才是自己的書，那種學問才是自己的學問。否則便是盲從，便是迷信。孟子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也就是教我們要有一點懷疑的精神，不要隨便盲從或迷信。 懷疑不僅是消極方面辨偽去妄的必需步驟，也是積極方面建設新學說、啟迪新發明的基本條件。對於別人的話，都不打折扣的承認，那是思想上的懶惰。這樣的腦筋永遠是被動的，永遠不能治學。只有常常懷疑、常常發問的腦筋才有問題，有問題才想求解答。在不斷的發問和求解中，一切學問才會發展起來。許多大學問家都是從懷疑中鍛煉出來的。清代的一位大學問家——戴震，幼時讀朱子的《大學章句》，便問《大學》是何時的書，朱子是何時的人。塾師告訴他《大學》是周代的書，朱子是宋代的大儒；他便問宋代的人如何能知道一千多年前著者的意思。一切學問家，不但對於流俗傳說，就是對於過去學者的學說也常常抱懷疑的態度，常常和書中的學說辯論，常常評判書中的學說，常常修正書中的學說：要這樣才能有更新更善的學說產生。古往今來科學上新的發明，哲學上新的理論，美術上新的作風，都是這樣起來的。若使後之學者都墨守前人的舊說，那就沒有新問題，沒有新發明，一切學術也就停滯，人類的文化也就不會進步了。
懷疑與學問 顧頡剛 “學者先要會疑。”——程頤 “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學；學則須疑。”——張載 學問的基礎是事實和根據。事實和根據的來源有兩種：一種是自己親眼看見的，一種是聽別人傳說的。譬如在國難危急的時候，各地一定有許多口頭的訊息，說得如何兇險，那便是別人的傳說，不一定可靠；要知道實際的情形，只有靠自己親自去視察。做學問也是一樣，最要緊最可靠的材料是自己親見的事實根據；但這種證據有時候不能親自看到，便只能靠別人的傳說了。 我們對於傳說的話，不論信不信，都應當經過一番思考，不應當隨隨便便就信了。我們信它，因為它“是”；不信它，因為它“非”。這一番事前的思索，不隨便輕信的態度，便是懷疑的精神。這是做一切學問的基本條件。我們聽說中國古代有三皇、五帝，便要問問：這是誰說的話?最先見於何書?所見的書是何時何人著的?著者何以知道?我們又聽說“腐草為螢”，也要問問：死了的植物如何會變成飛動的甲蟲?有什麼科學根據?我們若能這樣追問，一切虛妄的學說便不攻自破了。 我們不論對於哪一本書，哪一種學問，都要經過自己的懷疑：因懷疑而思索，因思索而辨別是非。經過“懷疑”“思索”“辨別”三步以後，那本書才是自己的書，那種學問才是自己的學問。否則便是盲從，便是迷信。孟子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也就是教我們要有一點懷疑的精神，不要隨便盲從或迷信。 懷疑不僅是消極方面辨偽去妄的必需步驟，也是積極方面建設新學說、啟迪新發明的基本條件。對於別人的話，都不打折扣的承認，那是思想上的懶惰。這樣的腦筋永遠是被動的，永遠不能治學。只有常常懷疑、常常發問的腦筋才有問題，有問題才想求解答。在不斷的發問和求解中，一切學問才會發展起來。許多大學問家都是從懷疑中鍛煉出來的。清代的一位大學問家——戴震，幼時讀朱子的《大學章句》，便問《大學》是何時的書，朱子是何時的人。塾師告訴他《大學》是周代的書，朱子是宋代的大儒；他便問宋代的人如何能知道一千多年前著者的意思。一切學問家，不但對於流俗傳說，就是對於過去學者的學說也常常抱懷疑的態度，常常和書中的學說辯論，常常評判書中的學說，常常修正書中的學說：要這樣才能有更新更善的學說產生。古往今來科學上新的發明，哲學上新的理論，美術上新的作風，都是這樣起來的。若使後之學者都墨守前人的舊說，那就沒有新問題，沒有新發明，一切學術也就停滯，人類的文化也就不會進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