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人的思想對人類文明程序的影響是一個主觀原因，而不是客觀原因。所以，朝代的更替並非毫無意義，歷史週期發展也另有玄機。
中國歷史上的朝代更替確實和儒家思想有關係，但從較長的時間軸上看，人類文明迭代規律的原動力最為純樸，即生存。
儒家思想被更廣泛的實踐應用於社會層面，是因為它與中華社會文明特徵更加契合。
老子的道家思想與孔子的儒家思想在諸子百家中佔據著同樣重要的地位，而道家思想是詮釋人與天地萬物之間的聯絡或者本質，所以老子的《道德經》讀起來更像是一部揭秘何為“自然”這一終極命題的“思想科普作品”。
而孔子的思想核心則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及仁義禮智信等，其初衷是為了解決戰亂、無序和野蠻的社會現狀，尋求一種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相處關係的和諧或者平衡狀態。
與老子的道家思想相比較，孔子的儒家思想似乎更加符合社會的人道治理規則。
談到社會治理，似乎法家更符合社會治理的需求，然而法家代表人物之一的韓非子在他的著作中，對於社會治理的種種細節考慮相當細緻入微，但他側重的是君王對國家的治理，而缺少對底層平民生存狀態的思考。
法家思想對刑法的使用幾乎是無所不用其極，作為先秦法家代表的商鞅對法制應用層的理解可謂是深入骨髓。
商鞅變法之所以能成功，其實質基本是刑法在人民層面上的運用，而對上層社會團體和既得利益組織卻很難做到根本性的改變，所以從民生層面來講，商鞅變法根本稱不上成功。
劓刑是一種割鼻子的刑法，凡是違反禁令者輕則割鼻子，重則處死，在秦統一六國期間，幾乎人人都被割去了鼻子，而有鼻子的人反而被嫌棄醜陋，這種刑法並非商鞅所創，但能被髮揮到這種程度和他脫不了干係。
商鞅主導的徭役制度也是一種對老百姓深入的壓榨，普通平民家裡凡是交不起稅賦的，男丁無論老幼必須服徭役，而且必須按規定期限到達服役地點，否則就要處死，這也正是導致陳勝吳廣起義的原因之一。
法家思想似乎一直處於一種搖擺不定的狀態中，幾乎每一任君王都會有自己獨特的治國思想，很多刑法並不會被一直沿用下去，而新的刑法也會被髮展起來，這是與社會發展實際需求不能完全吻合的症狀。
而儒家思想則更平和柔和許多，儒家思想旨在尋求人性與社會發展之間的和諧狀態，隨後演變出一系列的倫理綱常，人人皆認可，人人都遵循。
在社會層面上，儒家思想在諸子百家思想當中，可謂是壽命和影響力最為深遠的思想。
儒家思想認為，君臣關係，父子關係，是天定的，是不容改變的，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第一個字為名詞，第二個字為動詞，比如君君臣臣，第一個君即帝王，第二個君即為王，意思是說，做君王的就應該做君王該做的事，同樣的，做臣子的就應該做臣子該做的事，父與子之間也遵守這一原則。
兩千年多年來，這種思想絲毫沒有動搖過，更沒有人會去質疑，因為它完全吻合社會發展規律。
然而，一切從外來文明入侵開始，中華文化發生了徹底的轉變。
與八國聯軍的衝擊相比，那些曾經先進的，被奉為天道的儒家思想忽然之間變得僵硬守舊，士兵們手中冰冷的刀劍無法與八國聯軍的短槍大炮抗衡。
甚至受王陽明思想影響，而開展明治維新運動的日本，率先走出去學習西方文化，以至於其文明發展程度也遠超當時的中國。
晚清同治皇帝以“恪守慈訓，敬天法祖，勤政愛民”親政，並以方便慈禧頤養天年為名，降旨撥一千萬兩白銀修建頤和園，而為了鎮壓太平天國運動，以及各種內憂外患，清政府根本拿不出這麼多錢來修園。
我們現在看來，同治皇帝的做法簡直荒唐可笑，然而在當時的人看來，這再正常不過了，因為，行孝本就是比天還要大的事情，這同樣是儒家思想對中華文化影響深入骨髓的體現。
如果把人的思想比作小獅子練習捕獵的遊戲，那麼真正能讓獅子生存下去的前提一定是更強健的體魄、更銳利的爪牙以及更兇殘的性情。
獅子為了生存下去，它必須更強壯有力，更快速敏捷，更兇狠殘暴，這是不以獅子的意願為轉移的。
人類的文明發展規律同樣如此，人類文明越發達，越複雜，那麼它的社會形態一定會作出適應性的變化和調整，這種變化和調整是不以個人、團體或者某種思想為轉移的。
人類文明的特徵只於一個原因有關，那就是大多數人的生存需要。
在封建王朝時代，維繫中華民族生存的主要是農業，其次是養殖畜牧業。仕農工商，農業被放在客觀生存需要中的第一位，由於中國地理環境的特殊性，東面環海，西面有沙漠雪山阻隔，因此很難與西方文化有深入的，和普遍性的交流。在這種封閉的文化狀態下，只有在人口較少的情況下，才可能依靠有限的農牧業資源維持人們的生存需要。
然而，從外來更先進的文明入侵開始，傳統的儒家思想在短短百來年時間內，變得及其不合時宜，中華民族要維繫下去，民主思想必然成為主導。
不可否認，任何一種政治體制如果與大多數人的生存需要相違背，它必定站不住腳。
新中國成立之後，人口數量在短短几十年間增長了幾十倍，以至於現有的自然資源無法滿足這麼多人的生存需要，靠天吃飯幾乎成為不可能的事情，如果按照儒家思想那一套守舊的搞法，人們只能等死。解決華人吃飯的問題成為國家的頭等大事，因此外來的工商文明迅速在中國發展起來，這解決了社會資源合理調配的問題，科學技術迅速發展起來，解決了食品增產和多樣化的問題，例如雜交水稻技術，大棚蔬菜，科學技術廣泛應用於農蓄業是必然趨勢。
當今資訊網路技術的普及，人工智慧技術的抬頭，未來的人類文明無法估量，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封建王朝的更替已經成為歷史，而歷史的發展始終是一條單行線。
我認為人的思想對人類文明程序的影響是一個主觀原因，而不是客觀原因。所以，朝代的更替並非毫無意義，歷史週期發展也另有玄機。
中國歷史上的朝代更替確實和儒家思想有關係，但從較長的時間軸上看，人類文明迭代規律的原動力最為純樸，即生存。
主導中華文明的諸子百家思想儒家思想被更廣泛的實踐應用於社會層面，是因為它與中華社會文明特徵更加契合。
老子的道家思想與孔子的儒家思想在諸子百家中佔據著同樣重要的地位，而道家思想是詮釋人與天地萬物之間的聯絡或者本質，所以老子的《道德經》讀起來更像是一部揭秘何為“自然”這一終極命題的“思想科普作品”。
而孔子的思想核心則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及仁義禮智信等，其初衷是為了解決戰亂、無序和野蠻的社會現狀，尋求一種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相處關係的和諧或者平衡狀態。
與老子的道家思想相比較，孔子的儒家思想似乎更加符合社會的人道治理規則。
談到社會治理，似乎法家更符合社會治理的需求，然而法家代表人物之一的韓非子在他的著作中，對於社會治理的種種細節考慮相當細緻入微，但他側重的是君王對國家的治理，而缺少對底層平民生存狀態的思考。
法家思想對刑法的使用幾乎是無所不用其極，作為先秦法家代表的商鞅對法制應用層的理解可謂是深入骨髓。
商鞅變法之所以能成功，其實質基本是刑法在人民層面上的運用，而對上層社會團體和既得利益組織卻很難做到根本性的改變，所以從民生層面來講，商鞅變法根本稱不上成功。
劓刑是一種割鼻子的刑法，凡是違反禁令者輕則割鼻子，重則處死，在秦統一六國期間，幾乎人人都被割去了鼻子，而有鼻子的人反而被嫌棄醜陋，這種刑法並非商鞅所創，但能被髮揮到這種程度和他脫不了干係。
商鞅主導的徭役制度也是一種對老百姓深入的壓榨，普通平民家裡凡是交不起稅賦的，男丁無論老幼必須服徭役，而且必須按規定期限到達服役地點，否則就要處死，這也正是導致陳勝吳廣起義的原因之一。
法家思想似乎一直處於一種搖擺不定的狀態中，幾乎每一任君王都會有自己獨特的治國思想，很多刑法並不會被一直沿用下去，而新的刑法也會被髮展起來，這是與社會發展實際需求不能完全吻合的症狀。
而儒家思想則更平和柔和許多，儒家思想旨在尋求人性與社會發展之間的和諧狀態，隨後演變出一系列的倫理綱常，人人皆認可，人人都遵循。
在社會層面上，儒家思想在諸子百家思想當中，可謂是壽命和影響力最為深遠的思想。
儒家思想的侷限性儒家思想認為，君臣關係，父子關係，是天定的，是不容改變的，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第一個字為名詞，第二個字為動詞，比如君君臣臣，第一個君即帝王，第二個君即為王，意思是說，做君王的就應該做君王該做的事，同樣的，做臣子的就應該做臣子該做的事，父與子之間也遵守這一原則。
兩千年多年來，這種思想絲毫沒有動搖過，更沒有人會去質疑，因為它完全吻合社會發展規律。
然而，一切從外來文明入侵開始，中華文化發生了徹底的轉變。
與八國聯軍的衝擊相比，那些曾經先進的，被奉為天道的儒家思想忽然之間變得僵硬守舊，士兵們手中冰冷的刀劍無法與八國聯軍的短槍大炮抗衡。
甚至受王陽明思想影響，而開展明治維新運動的日本，率先走出去學習西方文化，以至於其文明發展程度也遠超當時的中國。
晚清同治皇帝以“恪守慈訓，敬天法祖，勤政愛民”親政，並以方便慈禧頤養天年為名，降旨撥一千萬兩白銀修建頤和園，而為了鎮壓太平天國運動，以及各種內憂外患，清政府根本拿不出這麼多錢來修園。
我們現在看來，同治皇帝的做法簡直荒唐可笑，然而在當時的人看來，這再正常不過了，因為，行孝本就是比天還要大的事情，這同樣是儒家思想對中華文化影響深入骨髓的體現。
封建王朝的更替歷史不會再抬頭如果把人的思想比作小獅子練習捕獵的遊戲，那麼真正能讓獅子生存下去的前提一定是更強健的體魄、更銳利的爪牙以及更兇殘的性情。
獅子為了生存下去，它必須更強壯有力，更快速敏捷，更兇狠殘暴，這是不以獅子的意願為轉移的。
人類的文明發展規律同樣如此，人類文明越發達，越複雜，那麼它的社會形態一定會作出適應性的變化和調整，這種變化和調整是不以個人、團體或者某種思想為轉移的。
人類文明的特徵只於一個原因有關，那就是大多數人的生存需要。
在封建王朝時代，維繫中華民族生存的主要是農業，其次是養殖畜牧業。仕農工商，農業被放在客觀生存需要中的第一位，由於中國地理環境的特殊性，東面環海，西面有沙漠雪山阻隔，因此很難與西方文化有深入的，和普遍性的交流。在這種封閉的文化狀態下，只有在人口較少的情況下，才可能依靠有限的農牧業資源維持人們的生存需要。
然而，從外來更先進的文明入侵開始，傳統的儒家思想在短短百來年時間內，變得及其不合時宜，中華民族要維繫下去，民主思想必然成為主導。
不可否認，任何一種政治體制如果與大多數人的生存需要相違背，它必定站不住腳。
新中國成立之後，人口數量在短短几十年間增長了幾十倍，以至於現有的自然資源無法滿足這麼多人的生存需要，靠天吃飯幾乎成為不可能的事情，如果按照儒家思想那一套守舊的搞法，人們只能等死。解決華人吃飯的問題成為國家的頭等大事，因此外來的工商文明迅速在中國發展起來，這解決了社會資源合理調配的問題，科學技術迅速發展起來，解決了食品增產和多樣化的問題，例如雜交水稻技術，大棚蔬菜，科學技術廣泛應用於農蓄業是必然趨勢。
當今資訊網路技術的普及，人工智慧技術的抬頭，未來的人類文明無法估量，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封建王朝的更替已經成為歷史，而歷史的發展始終是一條單行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