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書局王船山的遺書由曾國藩主持，曾國荃燒錄，首先是曾國藩特別喜愛研讀王船山的著作，特別推崇王船山的忠君愛國的儒家思想，湘軍由曾國藩建立，在平息太平天國運動並且取得勝利的過程中，湧現出一批出色的將領，如彭雪楓羅澤南等等，他們本是一介書生或布衣寒士出身，後都因戰功成為清朝的封疆大吏和朝中棟樑，無不受到曾國藩的教誨和王船山著作的影響。

金陵官書局是同治三年(1864年)由曾國藩組建。 金陵官書局是清末創辦較早而又影響較大的官書局之一，所刻印的書籍，因其校讎皆四方飽學之士，且有雄厚的經濟實力作後盾，加之底本多為善本，曾國藩又堅持"但求校讎之精審，不問成本之遲速"的原則，故刊本質量上乘，所刻各書當時人們皆視為善本。

王夫之（1619年10月7日－1692年2月18日），字而農，號姜齋、又號夕堂，湖廣衡陽（今湖南衡陽）人，他與顧炎武、黃宗羲並稱明清之際三大思想家。其著有《周易外傳》、《尚書引義》、《永厲實錄》、《春秋世論》、《噩夢》、《讀通鑑論》、《宋論》等書。

王夫之是反清復明的愛國者，順治五年(1648年)清兵進佔衡陽，王夫之與同鄉管嗣裘起義抗清，因寡不敵眾失敗，他隻身倖免遇難，為躲避清廷追捕，隱居40餘年著書立說。

王夫之也受儒家思想影響，把名節看的重於一切。崇偵十六年(1643年)，張獻忠起義軍佔領衡陽，令其出山，他不願與農民軍合作，在他眼裡，農民軍是犯上作亂，與他忠君愛國的思想相悖，起義軍把他父親抓走做人質，逼其就範，不出山，如果導致父親死亡，是不孝，出山，是不忠，在他左右為難之際，寧可自傷自己，用“苦肉計”，告訴張獻忠他已沒條件參加起義軍，保住了忠孝名節。

首先我們來了解下船山先生。

王夫之（1619——1692），字而農，號姜齋，又號夕堂，湖廣衡州府衡陽縣人，與顧炎武、黃宗羲並稱“明末三大思想家”。青年時正值滿清入關，王夫之變賣家產，舉族相抗。永曆帝被害後，王心灰意冷，隱居家鄉石船山，多次拒絕清廷徵召，著書立說，不問世事。自號船山病叟、南嶽遺民，故學界遂稱之為船山先生。

著有《周易外傳》、《黃書》、《尚書引義》、《春秋世論》等。

再來了解下曾國藩。

晚清政治家、戰略家、理學家、文學家，湘軍建立者，洋務運動領導者，與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並稱為“晚清四大中興名臣”。官至兩江總督、直隸總督、武英殿大學士，封一等毅勇侯，諡“文正”。

再來談金陵印書局。

金陵印書局起初為曾國藩個人出資，後改為公款支付。因曾國藩“但求校讎之精審，不問成本之遲速”，刊印書籍質量上乘，每有新書面世即被哄搶一空，是清末創辦較早影響較大的官書局之一。

書局以刊印經史子集為主，當然也刊印了王夫之的著作。雖然王夫之畢生抗清，但其忠貞堅毅也正是儒家所倡導的。晚清時期，風雲變幻，江山不穩，曾國藩等人以漢人之身體安撫社稷，更需要將忠君之旗高高舉起。

其實，任何一個朝代，都會褒揚忠臣，鞭笞貳臣。如為清朝立下汗馬功勞的洪承疇等人，被寫入《貳臣傳》受人唾罵，王夫之等拒絕與清廷合作的名士，卻得以善終，受到後世之人敬仰。

所以，金陵印書局刊印船山先生的著作，一是文化的傳承，二是維護清廷統治的需要。

謝邀，發現了王船山，才有底氣說清代有成體系的近代哲學家與哲學思想。明末清初三大家中，比較於顧炎武和黃宗羲的影響力，王夫之不過是躲在山林裡默默無聞的著述野人。現在學術史的寫法無可避免地要面對葛兆光先生中國思想史中所說的學說與影響力脫節的現象，毫無疑問，王夫之著述的刊刻讓湘學成功躋身為近代學術的新貴，同關學，洛學，閩學共享榮光。當然，王夫之的學問又不僅僅是地域之學，更是中國之學，具有著真正的世界性的意義與價值。當然，金陵書局亦因之而名顯，理同汲古閣。

王夫之，號姜齋。世人稱之為船山先生。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家文學家。他的一生經歷了崇禎朝的黨爭，明末清初的抗擊清軍，清初的平三蕃等，始終堅持內心追求，不墮其志。曾國藩很崇拜他。不僅兩個人的經歷有相通之處，船山先生對於曾國藩的影響很大。

曾國藩在《王船山遺書》中作序評：獨先生深閟固藏，追焉無與。平生痛詆黨人標謗之習，不欲身隱而文著，來反脣之訕笑。用是，其身長邀，其名寂寂，其學亦竟不顯於世。荒山敝榻，終歲孜孜，以求所謂育物之仁，經邦之禮。窮探極論，千變而不離其宗；曠百世不見知，而無所於悔。先生沒後，巨儒迭興，或攻良知捷獲之說，或辨易圖之鑿，或詳考名物、訓詁、音韻，正《詩集傳》之疏，或修補三禮時享之儀，號為卓絕。先生皆已發之於前，與後賢若合符契。雖其著述大繁，醇駁互見，然固可謂博文約禮，命世獨立之君子已。

曾國藩說王夫之是遺世獨立的君子。推崇之意可見一斑。

王船山，就是王夫之，是中國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王夫之學問淵博，對天文、曆法、數學、地理學等均有研究，尤精於經學、史學、文學。他批評程朱理學的唯心主義，總結了古代唯物主義思想。認為“盡天地之間，無不是氣，即無不是理也”，以為“氣”是物質實體，而“理”則是客觀規律。又用“絪蘊生化”說明“氣”變化日新的性質，認為“陰陽各成其象，則相為對；剛柔、寒溫、生殺，必相反而相為仇”，同時也又“互以相成，無終相敵之理”。他強調“天下惟器而已矣”，“無其器則無其道”，從“道器”關係建立其歷史進化論。在知、行關係上，強調行是知的基礎，反對陸王心學“以知為行”和禪學“知有是事便休”的論點。提出“天下唯器”，“理不先而氣不後”的理論。在社會歷史方面，他批判“泥古薄今”的觀點，認為人類歷史是不斷進化的。他反對天命觀，認為歷史發展具有規律性，是“理勢相成”。曾國藩對可王船山的想法是比較推崇的，自己開了書局燒錄一下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王夫之不贊成“存天理，滅人慾”，認為“人慾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天理之大同，無人慾之或異”。王夫之思想沒有超出封建主義的範疇，他堅持維護封建制度，他認為封建制度不能變，能變的只是手段，又主張“尊其尊，卑其卑，位其位。”當時太平天國很多政策違揹人性。曾國藩要借先賢之手對太平天國進行批判。

金陵官書局由曾國藩個人出資組建的，在當時是影響較大的書局，不但刻錄了王船山的書，還刻錄了《唐人萬首絕句選》、《楚辭》，《白喉治法》、《蠶桑輯要》等普通讀物和醫學、農學方面的書。也刊印了西方科技著作《幾何原本》、《重學》、《圓曲線說》、《則古昔齋算學》等書籍。

燒錄這麼多書，一是在這個時候中國的國門已經被打開了，曾國藩想在文化上再做貢獻，希望天下讀書人多讀書多學習，多瞭解世界更多事物，不要一門心思想八股文。二是曾國藩，或許想在天下人心中留個好名聲，留名於後世。

發現了王船山，才有底氣說清代有成體系的近代哲學家與哲學思想。明末清初三大家中，比較於顧炎武和黃宗羲的影響力，王夫之不過是躲在山林裡默默無聞的著述野人。現在學術史的寫法無可避免地要面對葛兆光先生中國思想史中所說的學說與影響力脫節的現象，毫無疑問，王夫之著述的刊刻讓湘學成功躋身為近代學術的新貴，同關學，洛學，閩學共享榮光。當然，王夫之的學問又不僅僅是地域之學，更是中國之學，具有著真正的世界性的意義與價值。當然，金陵書局亦因之而名顯，理同汲古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