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儒家的思想境界很高，基本上脫離了人的本性，適合讀書人裝逼，也適合君主控制老百姓思想。而法家思想很現實，所以，很實用，但是逼格就不那麼高了。華人愛裝逼，所以，儒家思想就比較牛逼，法家思想就比較不牛。最不牛逼最實用的是鬼谷子的思想，太現實。

看了大家的回答我就笑了，首先法家不是帝王之術，是一種治國思想理念，目的在於治國，手段是法律制度。這裡的治國也包括內政外交經濟教育民生等。法家思想是世界最早的法制思想，誕生出世界最早的成文法典。可是中國古代帝王權利太大，如果帝王認可施行則能發展，如果反之則夭折。這也是中國法家的可悲之處。

帝道、王道、霸道、無為、仁義都不是專於治國，大多數崇尚權謀、算計、道德、善惡，並不能解決民力、國力、權利分配、獎罰、風氣等根本問題，不服的去翻歷史。

法制是一個國家的根本，無規矩不成方圓，什麼樣的法造就什麼樣的人民和國家，無有例外。法是個人、政府、國家的規則，這個規則制定的文明，這個國家就文明，這個法制定的專制，這個國家就專制，這個法制定的民主，這個國家就民主，這個法制定的邪惡這個國家就邪惡。

法家思想並不排斥其他學派的思想，各個學派的思想都有其優勢，問題在於能否準確在合適的時間環境下用哪個學派的東西。

此外法不是萬能的，不能包治百病，不能解決所有問題，有些方面還需要結合其他學派思想共同解決。

儒法同源，歷代帝王向來治國都是儒法同用。之所以顯得好像帝王們都偏重儒。其實不然，因為儒家從孔子授弟子六藝和其所著春秋等來看，儒家既有法家以法治國的理念還有教育、政治、經濟、軍事等治國治國理念，也就是說孔孟之道在治國方面是比較全面的。只不過在治國方面法家只重法治，儒家是教育修身、政治、經濟、國防同時並重的。因而儒家認為法治是建立在一定的政治、教育、經濟基礎上才能全面完善法治，比如在經濟上老百姓都沒飯吃了要餓死了，因為沒飯吃要造反要暴亂，法律就起不到作用了這就是儒家所說民以食為天的經濟基礎，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等政治和教育的基礎，人們要有一定的品德素質才有自覺的守法意識。所以歷來帝王在重視儒家法家治國而側重儒術應該就是這個原因。但儒家從來就包含法家的以法治國觀念。所以儒家歷史上也不乏法家比如治理蜀國重法治的大儒諸葛亮、實施變法的大儒王安石、張居正等。還有重視法治執法如山的包公、海瑞等都是儒學出身。可以說從漢代以來帝王都是以儒法並行來治國的。

法家是治國的手段，而儒家是治理人們的思想的。法家思想只能用國家強制手段才能強制執行下去。而儒家思想教育好了，運用好了，就會成為人們的自覺規範，對治國好處就大了。

因為治國，只用法家思想，就會形成高壓，群眾反抗激烈，弄不好，人們會起義，把國家推翻，秦朝就是這樣的例子，當時秦始皇，採用李斯意見，焚書坑儒，只以法治國，結果，到秦二世就玩完了。大都知道孟姜女哭長城的故事，想想把長城都哭倒了，哪該有多少怨恨呀，人們受的苦多厲害呀，人們的反抗多強烈呀。到了漢代，漢武帝雄才大略，不但外部武功厲害，內部治國也很強，看到沒有種思想治理好人們的思想不行，所以才把儒家請出來，用儒家思想武裝人們思想，再結合法制，效果很好，所以，搞了罷黜百家，獨尊儒書，歷代效仿，儒家地位越來越高。

儒家思想是用來武裝人頭腦的，而法家思想治國的武器。這樣，儒家地位就高於了法家。

法家思想在秦國從富強到滅亡的歷史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實踐檢驗，法家主張嚴刑峻法，萬事皆決於法，民以吏為師，把整個國家打造了一架高速運轉的，然而卻是冰冷的戰爭機器。

秦國因此富強是事實， 但很快的，秦國也因此而滅亡。其原因在於，法家單一強調嚴刑峻法，導致國家制度嚴重缺失了柔性和彈性，至剛者易折，陳勝吳廣的“今反亦死，不反亦死”就充分說明問題了。

所以漢初劉邦得天下，便充分吸取了秦滅亡的教訓，開始休養生息，以黃老無為而治的策略，緩慢積蓄恢復國力。

另一方面，法家能指導如何打造強力國家機器、鞏固權力。但卻不能提供皇權的正當性、合法性理論依據。這個歷史使命，交給了董仲舒去完成。董仲舒改造了儒學之後，以“天命”結合陰陽家學說，解釋皇權的正當性。這套理論後來被歷代中國王朝沿用。

但是法家理論的實踐運用從來沒有消失過。大一統中央集權制度一直被沿用，就是法家的成果。及至漢末三國，魏晉南北朝，中國又進入一個大分裂亂世。法家思想又被傑出的政治家所用，南北朝時期統一北方的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在政治上推崇法家，他對韓非的集權思想非常讚賞。唐朝時期的科舉中還設有法家科目。

回到儒家學說的源頭，孔子也沒有完全拋棄法，而提出“德主刑輔”，孟子則說“徒善不足以為政”，就是主張善與法相互配合才能大治。荀子的表述是“聽政之大分，以善至者之以禮，以不善至者之以刑”。荀子已將儒法合為一體。

漢代也不是完全獨尊儒術。“《漢書·元帝紀》記載，漢宣帝任用了許多刑吏，太子（漢元帝）向他建議多用儒士，他回答道： “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霸王道者，法家也。這裡漢宣帝便直接說出了漢王朝統治策略的本質：外儒內法。

從制度上看，漢代很大程度上繼承了秦制，從兩漢時期法律條款的精緻程度，我們也可以看到漢代法家政治的濃厚氣息。漢律是直接繼承秦律而來的，它最大

的特色是嚴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書盈於幾閣，典者不能遍睹”。

另外，漢代宣稱獨尊主張仁德的儒家思想，卻相繼出現了張湯、王溫舒、尹齊、

楊僕等一批酷吏，也可以看出漢代統治思想絕非“獨尊儒術”。

對此，司馬遷看得很清楚：他在《史記·汲鄭列傳》中，借汲黯之口揭破了漢武帝的虛偽：“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

法家是政治，儒家是教育。教育是政治之上的，這是培養善惡觀，是非辯證，形成生命倫理道德價值觀的東西，教化是信仰！但政治與統治不是，政治統治是選擇與權衡，你可以這樣做，也可以那樣做，政治統治隨環境關係的改變而改變，但教育不是，教育是促成善惡觀，是非辯證，生命倫理道德價值觀的東西，這是不隨政治與環境與時代變化而變化的，這是道統，政治從來就不是道統，道統是教育，它是政治統治之上的，並且對政治統治進行評判的東西。謂之信仰！

天下失德而後仁，於是儒家誕生，儒家用人倫來約束社會。天下失仁而後法，當道德約束力無法阻止社會朝著更壞的方向發展時，法家誕生，用賞罰來解決問題。

但是，法令滋彰，盜賊多有，社會還是不免亂下去，這時候兵家出現了，把社會推倒重建。

從失德到失仁，再到失法，後者總是對前者的修補，這可能就是你產生這個問題的根源。

說到底這正是封建社會落後於現代社會的表象之一。任何時代的思想都是根植於當時生產力和經濟發展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築。對於中國歷史王朝的統治者當然更青睞儒家思想對社會的控制，所以也得益於儒家思想的深刻影響，讓中國封建王朝延續了兩千年之久，並相互作用到近代。隨著時代的進步和發展，上層建築必然要與時俱進，反映出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新時代各個思想派別如何繼承發展，值得深思。

法家？帝王之術？呵呵......法家理念和帝王“人治”思想背道而馳好不好！在古代，帝王“金口玉言”，你法家提“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不找死才怪！而儒家呢，尊崇“仁義禮智信”、“天地君親師”，從根本上教化百姓“帝王等同於天地，亙古為尊”的思想，並且能培養一批尊君的人才。哪個更容易被統治者應用就不說了吧！

法家是強調以法律的強制性來管理民眾，一旦過嚴就容易激起民變；而儒家是從思想上教導民眾遵循尊卑有序，逆來順受。法家代表剛，儒家代表柔，從治理國家來看儒家比較能穩定社會。最重要的是儒傢俱有很強的包容性，可以兼併其他學派包括法家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