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制度在中國傳承了千年，作為皇帝當然是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利，但是很多人就會很好奇皇帝的老師是擁有什麼樣的禮遇呢？我們都知道歷代的皇帝肯定是要商議政事，還要批閱奏摺，那麼皇帝的老師就顯得尤為重要了，那麼作為皇帝的老師禮遇肯定也是非常好的，常說，伴君如伴虎，如果皇上開心了，作為皇帝的老師自然也是可以封官什麼的，作為皇帝的老師禮遇肯定是少不了的。

《史記·留侯世家》：“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隨著劉邦皇位的漸次穩固，張良逐步從“帝者師”退居“帝者賓”的地位，遵循著可有可無、時進時止的處事原則。

《漢書·朱雲傳》：“至成帝時，丞相故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竟寧元年，漢元帝去世，漢成帝即位，徵召張禹、鄭寬中，都因是漢成帝的師傅，賜爵關內侯，鄭寬中食邑八百戶，張禹食邑六百戶。封為諸吏光祿大夫，俸祿中二千石，加官給事中，統領尚書事。

建文帝時的方孝孺，萬曆帝時的張居正，康熙帝時的陳廷敬，乾隆帝時的張廷玉等都是飽學之士，教授皇帝，然後基本都是高官厚祿，但是也要看皇帝的心情，比如張廷玉萬年甚至被乾隆帝罷免配享太廟、盡繳頒賜諸物，雖然死後仍配享太廟，但是晚年坎坷。

但從廣義上講，明代的經筵不僅僅有每月逢二的“月講”，還有被稱為“小經筵”的“日講”。“經筵凡十日一舉，日講無日不舉”。因此，所謂“日講”就是皇帝每天都要進行的日常學習。相對於講究儀式的經筵，日講就簡單務實輕鬆多了。日講的時候只有講讀官和內閣學士在場，待衛、儀仗、執事等官都撤而不用，講授內容比較豐富，禮節上也相對簡單一些。經筵與日講，一個重在形式，一個重在內容，二者相輔相成，共同構成明代皇帝在職學習的基本制度。

正所謂“帝王修齊治平之道，盡在經史”，經筵會講的內容主要就是經史。正統元年規定，經筵先讀“四書”，次讀“五經”或讀史。在日講中，除繼續講讀“四書”、“五經”外，還有《皇明祖訓》、《祖訓條章》以及宋代學者真德秀編著的《大學衍義》等。正統以後，日講的內容更加廣泛，《貞觀政要》《通鑑綱目》都成為講讀的重要內容，每天讓講官講解兩三篇，以便從中汲取歷代王朝興衰治亂的統治經驗。丘濬擔任經筵講官時，曾編撰《大學衍義補》；萬曆初年，張居正也撰《帝鑑圖說》，這算是講官根據實際需要自編的教材。

尤其是上下兩篇的《帝鑑圖說》，因為是講歷代帝王的臨御故事，既有勵精圖治的成功者，也有荒淫無道的亡國者，一正一反，耐人尋味。而且每個故事均配以插圖，圖文並茂，生動活潑，對萬曆皇帝的早期教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在不同歷史時期，會講內容也有所調整。如萬曆十六年，明宗認為魏徵“忘君事仇，大節已虧”，要求停講《貞觀政要》改講《禮記》。又如明初經筵不列《春秋》，天啟年間，“帝以有裨治亂，令擇人進講。”《春秋》名家文震孟被選為講官，很受天啟皇帝的喜愛。

除儒家經史以外，還會安排一些其他方面的功課，比如寫字課等。萬曆名臣于慎行曾說：“人主喜好文章字畫，雖於政治並無多大幫助，但與聲色犬馬相比，畢竟雅俗不同。而且從事文墨也可以陶冶性情、平抑慾望，對人主之養神進德，實有裨益。”正統年間，英宗曾抱怨講官沒有認真教他書法。他說：“我當初練習寫字的時候，教官沒有明白講出寫字的技法，所以任意寫去，寫完之後，教官又不認真批改，以至沒有把字寫好。”隆慶皇帝也酷愛書法，政事之餘，常常“將講讀過經書從容溫習，或看字型法帖，隨意寫字，不拘多寡。

萬曆初年的五個講官中，就有兩個書法老師，每逢經筵日的下午，便安排溫習功課，練習書法，默記經史。但到了萬曆六年以後，張居正認為皇上的毛筆字已經相當不錯了，繼續練字，即使逼近鍾繇、王羲之的水平，“亦於治理無益”以停掉了寫字課。

作為帝王教師的經筵講官，一般是從翰林院中選拔，但有一套嚴格的選任標準。學問淹貫自不必說，言行端正、老成寬厚、識達大體是必須考慮的重要條件，同時還要相貌周正，口齒清晰。只有那些德才兼備、吐字清晰、聲音洪亮、表達流暢者才能勝任。嘉靖六年，明世命霍稻擔任經能講官，霍稻是廣東人，自知南方口音口音是太重，請求辭去講官，另撰《古今政要》及《詩書直解》進呈，得到世宗讚許。萬曆、天啟中，南直、浙江籍的講官較多，其中一人有很濃重的吳音，而且舉止不穩。

朱常洛聽了以後“片語不曉”，不知所云。崇禎時，黃錦主講《尚書》，聲音細小且沒有激情，讓人一個字也聽不懂。同樣擔任講官的衛允文開玩笑說：“黃前輩講書，恰似哭了一場。”崇禎帝不得不將黃錦罷職。但也有其貌不揚的好講官。如孝宗時期的張元禎，“短小不及四尺”，但聲音洪亮，講述透徹，很得孝宗喜愛。每當張元禎進講的時候，因為御案高，孝宗都是趴在桌子上聽課，後來特地擺上一張較低的書桌，“就而聽之”

每逢經筵之日，講官們都是事先在家中將衣冠帶履薰香，下課後再將衣冠帶履脫下，貯存在一個箱子裡，以示不敢褻瀆。而且前一天還要齋戒沐浴，反覆演習講章。所謂“隔宿薰衣問夜闌，齋心覺副心難”是也。可見講官對經筵重視之程度經筵結束，皇帝必定說上一句“先生吃酒飯”，然後賜宴成化中，憲宗皇帝口吃，內閣大臣劉定之透過皇帝身邊的宦官進言：“今後酒飯只需按常例賜予就行，不勞皇上再吐玉音。”自此以後是儼然而進、默然而退，君臣之間沒有了語言交流，“先生”一稱再也聽不到了。尹直對此深為不滿，認為有失對講官的必要禮貌。宴會由光祿寺安排，地點在左順門之北，即奉天門之東廡。宴會時按品級排座次，面西坐成一行。但品級稍低的翰林學士要坐在鴻臚寺卿以及四品以上寫講章官的前面，展書官也要坐在四品以下寫講章官的前面。

之所以這樣安排，是因為他們是天子講官，要受到特別尊重。據明代的《禮部志稿》記載，經筵酒飯的規格是：“每桌細茶食四榤，饊子一棵，果子五檬，按酒五盤，點心一棵，攢菜一棵，湯三品，菜四色，飯一分，酒六鍾。”明代皇帝賜宴以經筵宴最為豐盛。宴會結束後，經筵官向皇帝叩頭謝恩。講官之家下人等，可以用提盒將沒有吃完的酒菜但經筵宴會的某些慣例在崇禎時期似未嚴格執行。據楊士聰打包帶回。